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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SEO    发布时间:2019-11-14 01:45:11  【字号:      】

www.00kcd.com_www.00kcd.com-【网上搏彩】人民日报国纪平:世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标题分割#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关系之深度调整激起一些迷雾在所难免。当前,透过中美经贸摩擦,很多人在思考大国相处之道,谈论“修昔底德陷阱”的声音也随之多起来。  这个概念出自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几年前他使用该名词用于指代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即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身陷结构性矛盾,冲突极易发生。这一观点的核心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就伯罗奔尼撒战争给出的“诊断”——“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的是雅典的崛起,以及由此给斯巴达带来的恐惧”,反映出的是对抗性的零和博弈思维。  当前的中美关系,是否真如一些人所说,难以摆脱零和博弈的困境?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事关中美两国乃至世界未来。  “历史告诉我们,如果走上对抗的道路,无论是冷战、热战还是贸易战,都不会有真正的赢家。国与国只要平等相待、互谅互让,就没有通过协商解决不了的问题。”习近平主席这一深刻论述,对于人们廓清谬误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正如美国观察人士所指出的,当前美国“任由政治论述坠入不良深渊”的现象颇为令人担忧。  “修昔底德陷阱”概念对大国零和博弈结构的默认,早已引发种种学理批判。然而,当前美国一些人,对于零和博弈理念总是心有戚戚焉。他们的信条是:守住“美国第一”,为此可以不择手段。于是,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快速发展,就被他们视为美国的敌人和眼中钉。  这种痴迷于“丛林法则”的零和博弈思维正在华盛顿蔓延。过去一年多来,美国无视国际通行规则,无视国际社会普遍反对,执意单方面挑起并升级对华贸易争端。就这一举动的背后考量,《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分析称,(中美贸易争端)不只是属于财经版面的故事,也是进入历史书籍的故事,因为这场争端涉及“经济和权力关系的规则”。以史蒂夫·班农为代表的美国右翼政治力量,更是急欲将贸易争端塑造为一场长期战略对抗。在这位白宫前首席战略顾问眼中,中国对美国构成“最严重的生存威胁”,贸易争端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意图以及这些雄心壮志对美国繁荣意味着什么”。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指出,美国无论从心理上还是决策上,都无法想象世界上有另外一个国家和它一样强大。美国的这一“传统”,在近来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打压上再次尽显无遗。尽管平日也热衷于在国际舞台挥舞“自由市场”大旗,但当中国科技企业真正对美国优势构成竞争,华盛顿所能提供的“自由”就开始缩水,变得大打折扣了。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约施卡·菲舍尔就华为公司案例指出,“来自美国的信息很清楚,技术和软件出口不再仅仅是一个商业问题,而是关乎权力”,“从现在起,美国将把强权凌驾于市场之上”。  最为反讽的是,今天华盛顿一些人一面豪情万丈地声称自己正“再次伟大”,但谈起中国却又装出一副吃亏受害的样子,脸上写满战略焦虑。看似矛盾的背后,却自有联系。有人说,今天美国一些人的对华论述中,出现了一个个“历史画面”——比如,挑起对华贸易摩擦的剧本与上世纪80年代美日贸易摩擦高度雷同;又如,刻意将今天中国的科技进步塑造为又一个“苏联卫星时刻”。美国一些人有根深蒂固的零和博弈思维,总想给自己找一个敌人,实在找不到就“塑造”一个出来。在他们看来,今日中国恰是美国的“理想敌人”。日前,《华盛顿邮报》就对华关系刊发评论文章,标题是《直到今天,美国保守派冷战以来一直缺少一个合适恶人》,淋漓尽致写出对华博弈的亢奋情绪。  美国一些人的对抗性思维值得警惕,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如何防止美国肆意借强力维护自身霸权地位,给国际体系的平稳运行带来更多冲击。  (二)众所周知,美国一些人总是将赤裸裸的霸权行为包装得“大义凛然”。一年多来,为了给对华施压“正名”,他们抛出了一套“美国吃亏论”,甚至有战略人士将对华关系数十年发展,同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并列,称为二战结束后美国自损最重的三大对外政策错误。然而,空口袋毕竟立不起来,语言游戏不管怎么重复,也难以自圆其说。  中美关系究竟处于怎样的状态,到底给美国带来了什么?事实是最有力的回答。2018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达6335亿美元,较两国建交之初增长了252倍。如果没有中美经济的高度互补,没有双方企业的共同获利,美国又怎会甘心忍受连续吃亏40年?  中美经贸合作,当然不是美国向中国输送财富的“单行道”。目前,美资企业在华年销售收入7000亿美元,利润超过500亿美元。2017年,通用汽车公司全球亏损额折合人民币达109.8亿元,但从两家在华合资企业赚取了133.3亿元利润。美国高通公司在华芯片销售和专利许可费收入占其总营收的57%。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近日刊文指出,美中在国际商务中互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美方忽略吸引更多中国投资所带来的潜在经济好处,这是一大错误。  美国挑起对华贸易争端以来,其国内的种种反对之声,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美贸易中的美方受益情况——普通消费者为消费品价格上涨而忧虑,制造商苦于成熟产业链被打乱,农民则担心精心培育的出口市场将一去不复返。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文章援引的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政府关税措施总共给美国消费者和生产商增加了688亿美元的支出,而美国实际收入却减少了78亿美元。面对这些事实,人们也许不难理解,为什么英国著名经济评论家马丁·沃尔夫作出如是评价:“如果(中美)彼此都不关心对方的利益和看法,那么谁也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  事实上,美国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根源在于其自身经济结构,以关税战“平衡”贸易之说,是拿任何一条经济学原理都解释不通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格·艾伦说:“去年,中国在美投资减少了80%。在我看来,这是个悲剧,大多数市长、州长和想找工作的失业美国人都这么认为。我们应该为中国在美投资者铺好迎宾毯。”  中美关系40年发展,两国经济日渐交融,是市场作用的结果。当然,中美经贸往来规模巨大,发生摩擦在所难免,关键是要能客观看待和理性处理问题。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只要坚持在互利互惠基础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处理问题,双方就有机会在维护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  眼下华盛顿一些人大肆鼓吹对抗论调,暴露了他们的霸权思想。《纽约时报》近日发表的一篇评论写得很直白:过去一年多美国对华立场的转变,“更多是因为美国的焦虑,而不是中国的行为,后者并没有什么新变化……没错,中国崛起本身就威胁着美国的利益——只要美国将其利益定义为在全球各地永远保持主导地位”。  本届美国政府成立之初喊出要消灭华盛顿“政治正确”的口号,但在对华关系方面它又打造了另类“政治正确”。越来越多人感受到,对中国是否强硬,正被华盛顿一些人塑造为检验是否“爱国”的指标。受零和博弈观影响,今天华盛顿谈论对华关系,事实变得不再重要。一位长期研究美中经贸问题的美国学者表示,她正怀疑自己对中国企业技术更新的定量研究是否还有意义,因为“中国技术偷窃说”已经被不加论证地标注为标准答案。就连国会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也感叹,当前的气候让人想起上世纪50年代“反苏”在政治上没有坏处的时代。  在美国国务院此前长期负责东亚事务的资深外交官董云裳看来,华盛顿的政策辩论正成为“政治叙述的囚徒”,而这些叙述很多时候着眼的是“狭隘的、短期的利益”。如今,华盛顿一些人对于塑造“中国战略威胁”依旧沉迷,依旧亢奋。越来越多人担心的是,这种脱离现实的危险误判,正给中美关系的平稳运行乃至全球稳定带来更大风险和不确定性。  (三)如果将美国当前的对外政策置于各国利益交融的全球格局中加以审视,其“时代错乱症”就会非常扎眼。美国一些人陈旧的极端利己主义,被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形容为“充满霍布斯式的现实主义观、零和博弈观以及对国家利益的狭隘界定”。  2017年底,本届美国政府出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告“激烈的军事、经济与政治竞争正在全球层面展开”,因此美国“必须动用全部实力与手段参与竞争”。时至今日,世界对美国“参与竞争”的做法有了更深感受:“退群”成瘾破坏全球规则体系,无端挑起贸易争端引发全球恐慌,肆意极限施压制造人道灾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指出,今天的美国将竞争对手的经济成功“视为美国全球主导力的威胁,因此也是美国的安全威胁”,“这些观点反映了美国政治长期以来好斗和偏执的特点”,“它们让国际冲突永久化”。  不得不说,美国一些人已因零和思维陷入幻觉,与时代潮流渐行渐远。今天,世界经济早已成为无法割裂的有机整体。生产一架波音747客机需要的1万多个零部件,来自中国、新加坡、韩国等各国的众多生产商。身处全新格局,即使强大如美国,也难以退回孤岛在自我封闭中创造繁荣。现如今,美国一些人抱定单边主义思维,让自己成为世人眼中的麻烦制造者。这究竟实现了哪一项政策初衷?  面对当前中美关系出现的种种困难,基辛格博士给出了忠告,强调美中关系的真正命题不是彼此胜负,而是延续性。在他看来,美中作为两个大国在维护国际秩序和世界正义方面应有更多的携手担当。遗憾的是,过去一段时间,美国一些人的零和思维侵蚀中美关系,给地区乃至全球局势都带来了冲击和挑战,进一步凸显了中美以全球眼光把握彼此关系的必要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最新研究,美国和中国彼此加征关税将导致2020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下滑0.5个百分点,折算金额约4550亿美元,比南非的经济体量还大。  中美合作对世界是福,中美对抗对世界是祸。就中美关系的未来,世界不仅不希望看到“修昔底德陷阱”,还格外期待大国以高瞻远瞩的决策和行动,投身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共同繁荣的伟大实践。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抉择表示高度赞赏和支持,因为有目共睹,在应对中美经贸摩擦的整个过程中,中国对自己肩上的全球责任保持高度自觉,始终坚持捍卫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始终坚持开放发展的战略抉择,且主张同美方通过平等磋商解决问题。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国际社会纷纷批评美方的政策选择,要求美方认真审视自己的行为,承担应有的国际责任。  (四)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不能用过去制造问题的那个思维模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世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如果一些人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挖个“修昔底德陷阱”。因此,华盛顿一些人需要走出危险的战略迷误,恢复清醒和理性。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最近撰文强调“敌对式共存”对中美两国有百害而无一利,中国和美国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利解决各自国内的发展问题。  客观看待中国发展与美国发展关系,才有可能走出战略迷误。用发展的眼光去对待发展,用全球的视野去看待发展,才能实现更大的发展。可悲的是,美国一些人还在陈旧思维作用下,以“阴谋论”的阴暗心理揣度中国,生怕美国地位被取代。他们的“国强必霸”逻辑,不仅同中国的历史传统相去甚远,更同今日中国的国际担当和作为完全背离。  中国历史上曾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崇尚“和而不同”“天下大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今日之中国也从不想当什么全球老大,而是真诚致力于全球发展事业,愿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共创繁荣。  理性看待中美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才有可能走出战略迷误。竞争是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原生动力,不可避免,更不可怕,关键是如何界定竞争的边界,如何选择竞争的方式。当前科技变革正加速重塑世界,每个国家都面临重新打造竞争力的任务,但这种竞争力归根到底来自对发展动力的再挖掘、对治理能力的再锻造,而不是使绊子、出邪招。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近日的一席话有必要引起当前美国精英层的更多重视:“超级大国不能单纯理解为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而是这个国家能够在为人民创造更美好生活方面成为领先者。”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一些人错乱的“竞争观”引发的种种批评,理应让这些人回归理性。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近日说:“美国想要一个永远领先的局面,如果我(美国)不领先,我就制裁你,就派军舰去你的国家。这不是竞争,这是威胁。”需要强调的是,中美经贸摩擦发生一年多来的事实已经充分表明,美国所热衷的极限施压,并不会使中国退缩,也不可能让美国“再次伟大”。即使在美国国内,也有许多有识之士强调,单纯污名化中国、对中国遏制封锁,根本谈不上战略,因为这不可能奏效,也不可能赢得世界的支持。  准确把握今天国际体系的变革方向,才有可能走出战略迷误。数百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逐步向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中美两国虽是人群中的大块头,辗转腾挪都会对整个国际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但其相互关系也不应脱离这个规则体系。原因很简单,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反映了历史进步的方向,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逆潮流而动的单边主义行径,虽然会带来一时的冲击,但不能改变潮流本身。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国家对华盛顿一些人的任性表达不安与反对,不正是反映了历史演进的辩证逻辑?以历史眼光看,中美的长远利益都在于维护整个国际体系的有序稳定。按照艾利森的统计,过去500年里全球有16次主要的霸权之争,其中12次发展成了战争,只有4次实现了和平过渡。21世纪的今天,国际上的事应该各国商量着办,而不是谁的胳膊粗、气力大谁就说了算,世界并不需要所谓的“权力转移游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两国今天应有的战略境界,自然不是上演第十三次“迎头相撞”,也不是追求第五次“和平过渡”,而是要真正摆脱以“霸权兴替观”看自己、看世界。  (五)“很多时候人们有能力预见前面的危险。但是他们听任了诱使他们陷入不可挽回的灾难的想法……因为他们自己的愚蠢,而不是不幸。”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如此警示后人。  见证过中美关系发展历程的布热津斯基曾经指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两个大国——一个当前的大国与一个崛起中的大国,被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联结在一起。”  欧洲著名学者罗伯特·库珀在《和平箴言》一书中写道:“在我们开始制定外交政策前,我们不仅要问我们希望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上,而且还要问‘我们’是谁。我们的答案范围越广,‘我们’就越有可能生活在和平之中。”  不知当前的美国一些人能否从这样的真知灼见中汲取一些智慧。希望他们认识到,陷于“寻找敌人”的迷思,坠入零和博弈的死胡同,不仅于中美无益,而且将给世界带来灾难!  可以肯定的是,唯有以合作化解冲突,以理性管控分歧,在尊重彼此核心关切、懂得维护共同利益的前提下施展“战略想象力”,方能走出战略迷误,享受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的和平与安宁。人民日报国纪平:世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标题分割#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关系之深度调整激起一些迷雾在所难免。当前,透过中美经贸摩擦,很多人在思考大国相处之道,谈论“修昔底德陷阱”的声音也随之多起来。  这个概念出自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几年前他使用该名词用于指代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即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身陷结构性矛盾,冲突极易发生。这一观点的核心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就伯罗奔尼撒战争给出的“诊断”——“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的是雅典的崛起,以及由此给斯巴达带来的恐惧”,反映出的是对抗性的零和博弈思维。  当前的中美关系,是否真如一些人所说,难以摆脱零和博弈的困境?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事关中美两国乃至世界未来。  “历史告诉我们,如果走上对抗的道路,无论是冷战、热战还是贸易战,都不会有真正的赢家。国与国只要平等相待、互谅互让,就没有通过协商解决不了的问题。”习近平主席这一深刻论述,对于人们廓清谬误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正如美国观察人士所指出的,当前美国“任由政治论述坠入不良深渊”的现象颇为令人担忧。  “修昔底德陷阱”概念对大国零和博弈结构的默认,早已引发种种学理批判。然而,当前美国一些人,对于零和博弈理念总是心有戚戚焉。他们的信条是:守住“美国第一”,为此可以不择手段。于是,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快速发展,就被他们视为美国的敌人和眼中钉。  这种痴迷于“丛林法则”的零和博弈思维正在华盛顿蔓延。过去一年多来,美国无视国际通行规则,无视国际社会普遍反对,执意单方面挑起并升级对华贸易争端。就这一举动的背后考量,《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分析称,(中美贸易争端)不只是属于财经版面的故事,也是进入历史书籍的故事,因为这场争端涉及“经济和权力关系的规则”。以史蒂夫·班农为代表的美国右翼政治力量,更是急欲将贸易争端塑造为一场长期战略对抗。在这位白宫前首席战略顾问眼中,中国对美国构成“最严重的生存威胁”,贸易争端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意图以及这些雄心壮志对美国繁荣意味着什么”。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指出,美国无论从心理上还是决策上,都无法想象世界上有另外一个国家和它一样强大。美国的这一“传统”,在近来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打压上再次尽显无遗。尽管平日也热衷于在国际舞台挥舞“自由市场”大旗,但当中国科技企业真正对美国优势构成竞争,华盛顿所能提供的“自由”就开始缩水,变得大打折扣了。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约施卡·菲舍尔就华为公司案例指出,“来自美国的信息很清楚,技术和软件出口不再仅仅是一个商业问题,而是关乎权力”,“从现在起,美国将把强权凌驾于市场之上”。  最为反讽的是,今天华盛顿一些人一面豪情万丈地声称自己正“再次伟大”,但谈起中国却又装出一副吃亏受害的样子,脸上写满战略焦虑。看似矛盾的背后,却自有联系。有人说,今天美国一些人的对华论述中,出现了一个个“历史画面”——比如,挑起对华贸易摩擦的剧本与上世纪80年代美日贸易摩擦高度雷同;又如,刻意将今天中国的科技进步塑造为又一个“苏联卫星时刻”。美国一些人有根深蒂固的零和博弈思维,总想给自己找一个敌人,实在找不到就“塑造”一个出来。在他们看来,今日中国恰是美国的“理想敌人”。日前,《华盛顿邮报》就对华关系刊发评论文章,标题是《直到今天,美国保守派冷战以来一直缺少一个合适恶人》,淋漓尽致写出对华博弈的亢奋情绪。  美国一些人的对抗性思维值得警惕,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如何防止美国肆意借强力维护自身霸权地位,给国际体系的平稳运行带来更多冲击。  (二)众所周知,美国一些人总是将赤裸裸的霸权行为包装得“大义凛然”。一年多来,为了给对华施压“正名”,他们抛出了一套“美国吃亏论”,甚至有战略人士将对华关系数十年发展,同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并列,称为二战结束后美国自损最重的三大对外政策错误。然而,空口袋毕竟立不起来,语言游戏不管怎么重复,也难以自圆其说。  中美关系究竟处于怎样的状态,到底给美国带来了什么?事实是最有力的回答。2018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达6335亿美元,较两国建交之初增长了252倍。如果没有中美经济的高度互补,没有双方企业的共同获利,美国又怎会甘心忍受连续吃亏40年?  中美经贸合作,当然不是美国向中国输送财富的“单行道”。目前,美资企业在华年销售收入7000亿美元,利润超过500亿美元。2017年,通用汽车公司全球亏损额折合人民币达109.8亿元,但从两家在华合资企业赚取了133.3亿元利润。美国高通公司在华芯片销售和专利许可费收入占其总营收的57%。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近日刊文指出,美中在国际商务中互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美方忽略吸引更多中国投资所带来的潜在经济好处,这是一大错误。  美国挑起对华贸易争端以来,其国内的种种反对之声,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美贸易中的美方受益情况——普通消费者为消费品价格上涨而忧虑,制造商苦于成熟产业链被打乱,农民则担心精心培育的出口市场将一去不复返。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文章援引的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政府关税措施总共给美国消费者和生产商增加了688亿美元的支出,而美国实际收入却减少了78亿美元。面对这些事实,人们也许不难理解,为什么英国著名经济评论家马丁·沃尔夫作出如是评价:“如果(中美)彼此都不关心对方的利益和看法,那么谁也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  事实上,美国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根源在于其自身经济结构,以关税战“平衡”贸易之说,是拿任何一条经济学原理都解释不通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格·艾伦说:“去年,中国在美投资减少了80%。在我看来,这是个悲剧,大多数市长、州长和想找工作的失业美国人都这么认为。我们应该为中国在美投资者铺好迎宾毯。”  中美关系40年发展,两国经济日渐交融,是市场作用的结果。当然,中美经贸往来规模巨大,发生摩擦在所难免,关键是要能客观看待和理性处理问题。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只要坚持在互利互惠基础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处理问题,双方就有机会在维护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  眼下华盛顿一些人大肆鼓吹对抗论调,暴露了他们的霸权思想。《纽约时报》近日发表的一篇评论写得很直白:过去一年多美国对华立场的转变,“更多是因为美国的焦虑,而不是中国的行为,后者并没有什么新变化……没错,中国崛起本身就威胁着美国的利益——只要美国将其利益定义为在全球各地永远保持主导地位”。  本届美国政府成立之初喊出要消灭华盛顿“政治正确”的口号,但在对华关系方面它又打造了另类“政治正确”。越来越多人感受到,对中国是否强硬,正被华盛顿一些人塑造为检验是否“爱国”的指标。受零和博弈观影响,今天华盛顿谈论对华关系,事实变得不再重要。一位长期研究美中经贸问题的美国学者表示,她正怀疑自己对中国企业技术更新的定量研究是否还有意义,因为“中国技术偷窃说”已经被不加论证地标注为标准答案。就连国会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也感叹,当前的气候让人想起上世纪50年代“反苏”在政治上没有坏处的时代。  在美国国务院此前长期负责东亚事务的资深外交官董云裳看来,华盛顿的政策辩论正成为“政治叙述的囚徒”,而这些叙述很多时候着眼的是“狭隘的、短期的利益”。如今,华盛顿一些人对于塑造“中国战略威胁”依旧沉迷,依旧亢奋。越来越多人担心的是,这种脱离现实的危险误判,正给中美关系的平稳运行乃至全球稳定带来更大风险和不确定性。  (三)如果将美国当前的对外政策置于各国利益交融的全球格局中加以审视,其“时代错乱症”就会非常扎眼。美国一些人陈旧的极端利己主义,被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形容为“充满霍布斯式的现实主义观、零和博弈观以及对国家利益的狭隘界定”。  2017年底,本届美国政府出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告“激烈的军事、经济与政治竞争正在全球层面展开”,因此美国“必须动用全部实力与手段参与竞争”。时至今日,世界对美国“参与竞争”的做法有了更深感受:“退群”成瘾破坏全球规则体系,无端挑起贸易争端引发全球恐慌,肆意极限施压制造人道灾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指出,今天的美国将竞争对手的经济成功“视为美国全球主导力的威胁,因此也是美国的安全威胁”,“这些观点反映了美国政治长期以来好斗和偏执的特点”,“它们让国际冲突永久化”。  不得不说,美国一些人已因零和思维陷入幻觉,与时代潮流渐行渐远。今天,世界经济早已成为无法割裂的有机整体。生产一架波音747客机需要的1万多个零部件,来自中国、新加坡、韩国等各国的众多生产商。身处全新格局,即使强大如美国,也难以退回孤岛在自我封闭中创造繁荣。现如今,美国一些人抱定单边主义思维,让自己成为世人眼中的麻烦制造者。这究竟实现了哪一项政策初衷?  面对当前中美关系出现的种种困难,基辛格博士给出了忠告,强调美中关系的真正命题不是彼此胜负,而是延续性。在他看来,美中作为两个大国在维护国际秩序和世界正义方面应有更多的携手担当。遗憾的是,过去一段时间,美国一些人的零和思维侵蚀中美关系,给地区乃至全球局势都带来了冲击和挑战,进一步凸显了中美以全球眼光把握彼此关系的必要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最新研究,美国和中国彼此加征关税将导致2020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下滑0.5个百分点,折算金额约4550亿美元,比南非的经济体量还大。  中美合作对世界是福,中美对抗对世界是祸。就中美关系的未来,世界不仅不希望看到“修昔底德陷阱”,还格外期待大国以高瞻远瞩的决策和行动,投身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共同繁荣的伟大实践。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抉择表示高度赞赏和支持,因为有目共睹,在应对中美经贸摩擦的整个过程中,中国对自己肩上的全球责任保持高度自觉,始终坚持捍卫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始终坚持开放发展的战略抉择,且主张同美方通过平等磋商解决问题。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国际社会纷纷批评美方的政策选择,要求美方认真审视自己的行为,承担应有的国际责任。  (四)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不能用过去制造问题的那个思维模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世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如果一些人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挖个“修昔底德陷阱”。因此,华盛顿一些人需要走出危险的战略迷误,恢复清醒和理性。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最近撰文强调“敌对式共存”对中美两国有百害而无一利,中国和美国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利解决各自国内的发展问题。  客观看待中国发展与美国发展关系,才有可能走出战略迷误。用发展的眼光去对待发展,用全球的视野去看待发展,才能实现更大的发展。可悲的是,美国一些人还在陈旧思维作用下,以“阴谋论”的阴暗心理揣度中国,生怕美国地位被取代。他们的“国强必霸”逻辑,不仅同中国的历史传统相去甚远,更同今日中国的国际担当和作为完全背离。  中国历史上曾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崇尚“和而不同”“天下大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今日之中国也从不想当什么全球老大,而是真诚致力于全球发展事业,愿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共创繁荣。  理性看待中美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才有可能走出战略迷误。竞争是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原生动力,不可避免,更不可怕,关键是如何界定竞争的边界,如何选择竞争的方式。当前科技变革正加速重塑世界,每个国家都面临重新打造竞争力的任务,但这种竞争力归根到底来自对发展动力的再挖掘、对治理能力的再锻造,而不是使绊子、出邪招。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近日的一席话有必要引起当前美国精英层的更多重视:“超级大国不能单纯理解为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而是这个国家能够在为人民创造更美好生活方面成为领先者。”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一些人错乱的“竞争观”引发的种种批评,理应让这些人回归理性。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近日说:“美国想要一个永远领先的局面,如果我(美国)不领先,我就制裁你,就派军舰去你的国家。这不是竞争,这是威胁。”需要强调的是,中美经贸摩擦发生一年多来的事实已经充分表明,美国所热衷的极限施压,并不会使中国退缩,也不可能让美国“再次伟大”。即使在美国国内,也有许多有识之士强调,单纯污名化中国、对中国遏制封锁,根本谈不上战略,因为这不可能奏效,也不可能赢得世界的支持。  准确把握今天国际体系的变革方向,才有可能走出战略迷误。数百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逐步向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中美两国虽是人群中的大块头,辗转腾挪都会对整个国际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但其相互关系也不应脱离这个规则体系。原因很简单,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反映了历史进步的方向,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逆潮流而动的单边主义行径,虽然会带来一时的冲击,但不能改变潮流本身。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国家对华盛顿一些人的任性表达不安与反对,不正是反映了历史演进的辩证逻辑?以历史眼光看,中美的长远利益都在于维护整个国际体系的有序稳定。按照艾利森的统计,过去500年里全球有16次主要的霸权之争,其中12次发展成了战争,只有4次实现了和平过渡。21世纪的今天,国际上的事应该各国商量着办,而不是谁的胳膊粗、气力大谁就说了算,世界并不需要所谓的“权力转移游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两国今天应有的战略境界,自然不是上演第十三次“迎头相撞”,也不是追求第五次“和平过渡”,而是要真正摆脱以“霸权兴替观”看自己、看世界。  (五)“很多时候人们有能力预见前面的危险。但是他们听任了诱使他们陷入不可挽回的灾难的想法……因为他们自己的愚蠢,而不是不幸。”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如此警示后人。  见证过中美关系发展历程的布热津斯基曾经指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两个大国——一个当前的大国与一个崛起中的大国,被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联结在一起。”  欧洲著名学者罗伯特·库珀在《和平箴言》一书中写道:“在我们开始制定外交政策前,我们不仅要问我们希望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上,而且还要问‘我们’是谁。我们的答案范围越广,‘我们’就越有可能生活在和平之中。”  不知当前的美国一些人能否从这样的真知灼见中汲取一些智慧。希望他们认识到,陷于“寻找敌人”的迷思,坠入零和博弈的死胡同,不仅于中美无益,而且将给世界带来灾难!  可以肯定的是,唯有以合作化解冲突,以理性管控分歧,在尊重彼此核心关切、懂得维护共同利益的前提下施展“战略想象力”,方能走出战略迷误,享受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的和平与安宁。人民日报国纪平:世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标题分割#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关系之深度调整激起一些迷雾在所难免。当前,透过中美经贸摩擦,很多人在思考大国相处之道,谈论“修昔底德陷阱”的声音也随之多起来。  这个概念出自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几年前他使用该名词用于指代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即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身陷结构性矛盾,冲突极易发生。这一观点的核心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就伯罗奔尼撒战争给出的“诊断”——“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的是雅典的崛起,以及由此给斯巴达带来的恐惧”,反映出的是对抗性的零和博弈思维。  当前的中美关系,是否真如一些人所说,难以摆脱零和博弈的困境?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事关中美两国乃至世界未来。  “历史告诉我们,如果走上对抗的道路,无论是冷战、热战还是贸易战,都不会有真正的赢家。国与国只要平等相待、互谅互让,就没有通过协商解决不了的问题。”习近平主席这一深刻论述,对于人们廓清谬误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正如美国观察人士所指出的,当前美国“任由政治论述坠入不良深渊”的现象颇为令人担忧。  “修昔底德陷阱”概念对大国零和博弈结构的默认,早已引发种种学理批判。然而,当前美国一些人,对于零和博弈理念总是心有戚戚焉。他们的信条是:守住“美国第一”,为此可以不择手段。于是,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快速发展,就被他们视为美国的敌人和眼中钉。  这种痴迷于“丛林法则”的零和博弈思维正在华盛顿蔓延。过去一年多来,美国无视国际通行规则,无视国际社会普遍反对,执意单方面挑起并升级对华贸易争端。就这一举动的背后考量,《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分析称,(中美贸易争端)不只是属于财经版面的故事,也是进入历史书籍的故事,因为这场争端涉及“经济和权力关系的规则”。以史蒂夫·班农为代表的美国右翼政治力量,更是急欲将贸易争端塑造为一场长期战略对抗。在这位白宫前首席战略顾问眼中,中国对美国构成“最严重的生存威胁”,贸易争端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意图以及这些雄心壮志对美国繁荣意味着什么”。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指出,美国无论从心理上还是决策上,都无法想象世界上有另外一个国家和它一样强大。美国的这一“传统”,在近来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打压上再次尽显无遗。尽管平日也热衷于在国际舞台挥舞“自由市场”大旗,但当中国科技企业真正对美国优势构成竞争,华盛顿所能提供的“自由”就开始缩水,变得大打折扣了。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约施卡·菲舍尔就华为公司案例指出,“来自美国的信息很清楚,技术和软件出口不再仅仅是一个商业问题,而是关乎权力”,“从现在起,美国将把强权凌驾于市场之上”。  最为反讽的是,今天华盛顿一些人一面豪情万丈地声称自己正“再次伟大”,但谈起中国却又装出一副吃亏受害的样子,脸上写满战略焦虑。看似矛盾的背后,却自有联系。有人说,今天美国一些人的对华论述中,出现了一个个“历史画面”——比如,挑起对华贸易摩擦的剧本与上世纪80年代美日贸易摩擦高度雷同;又如,刻意将今天中国的科技进步塑造为又一个“苏联卫星时刻”。美国一些人有根深蒂固的零和博弈思维,总想给自己找一个敌人,实在找不到就“塑造”一个出来。在他们看来,今日中国恰是美国的“理想敌人”。日前,《华盛顿邮报》就对华关系刊发评论文章,标题是《直到今天,美国保守派冷战以来一直缺少一个合适恶人》,淋漓尽致写出对华博弈的亢奋情绪。  美国一些人的对抗性思维值得警惕,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如何防止美国肆意借强力维护自身霸权地位,给国际体系的平稳运行带来更多冲击。  (二)众所周知,美国一些人总是将赤裸裸的霸权行为包装得“大义凛然”。一年多来,为了给对华施压“正名”,他们抛出了一套“美国吃亏论”,甚至有战略人士将对华关系数十年发展,同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并列,称为二战结束后美国自损最重的三大对外政策错误。然而,空口袋毕竟立不起来,语言游戏不管怎么重复,也难以自圆其说。  中美关系究竟处于怎样的状态,到底给美国带来了什么?事实是最有力的回答。2018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达6335亿美元,较两国建交之初增长了252倍。如果没有中美经济的高度互补,没有双方企业的共同获利,美国又怎会甘心忍受连续吃亏40年?  中美经贸合作,当然不是美国向中国输送财富的“单行道”。目前,美资企业在华年销售收入7000亿美元,利润超过500亿美元。2017年,通用汽车公司全球亏损额折合人民币达109.8亿元,但从两家在华合资企业赚取了133.3亿元利润。美国高通公司在华芯片销售和专利许可费收入占其总营收的57%。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近日刊文指出,美中在国际商务中互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美方忽略吸引更多中国投资所带来的潜在经济好处,这是一大错误。  美国挑起对华贸易争端以来,其国内的种种反对之声,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美贸易中的美方受益情况——普通消费者为消费品价格上涨而忧虑,制造商苦于成熟产业链被打乱,农民则担心精心培育的出口市场将一去不复返。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文章援引的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政府关税措施总共给美国消费者和生产商增加了688亿美元的支出,而美国实际收入却减少了78亿美元。面对这些事实,人们也许不难理解,为什么英国著名经济评论家马丁·沃尔夫作出如是评价:“如果(中美)彼此都不关心对方的利益和看法,那么谁也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  事实上,美国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根源在于其自身经济结构,以关税战“平衡”贸易之说,是拿任何一条经济学原理都解释不通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格·艾伦说:“去年,中国在美投资减少了80%。在我看来,这是个悲剧,大多数市长、州长和想找工作的失业美国人都这么认为。我们应该为中国在美投资者铺好迎宾毯。”  中美关系40年发展,两国经济日渐交融,是市场作用的结果。当然,中美经贸往来规模巨大,发生摩擦在所难免,关键是要能客观看待和理性处理问题。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只要坚持在互利互惠基础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处理问题,双方就有机会在维护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  眼下华盛顿一些人大肆鼓吹对抗论调,暴露了他们的霸权思想。《纽约时报》近日发表的一篇评论写得很直白:过去一年多美国对华立场的转变,“更多是因为美国的焦虑,而不是中国的行为,后者并没有什么新变化……没错,中国崛起本身就威胁着美国的利益——只要美国将其利益定义为在全球各地永远保持主导地位”。  本届美国政府成立之初喊出要消灭华盛顿“政治正确”的口号,但在对华关系方面它又打造了另类“政治正确”。越来越多人感受到,对中国是否强硬,正被华盛顿一些人塑造为检验是否“爱国”的指标。受零和博弈观影响,今天华盛顿谈论对华关系,事实变得不再重要。一位长期研究美中经贸问题的美国学者表示,她正怀疑自己对中国企业技术更新的定量研究是否还有意义,因为“中国技术偷窃说”已经被不加论证地标注为标准答案。就连国会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也感叹,当前的气候让人想起上世纪50年代“反苏”在政治上没有坏处的时代。  在美国国务院此前长期负责东亚事务的资深外交官董云裳看来,华盛顿的政策辩论正成为“政治叙述的囚徒”,而这些叙述很多时候着眼的是“狭隘的、短期的利益”。如今,华盛顿一些人对于塑造“中国战略威胁”依旧沉迷,依旧亢奋。越来越多人担心的是,这种脱离现实的危险误判,正给中美关系的平稳运行乃至全球稳定带来更大风险和不确定性。  (三)如果将美国当前的对外政策置于各国利益交融的全球格局中加以审视,其“时代错乱症”就会非常扎眼。美国一些人陈旧的极端利己主义,被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形容为“充满霍布斯式的现实主义观、零和博弈观以及对国家利益的狭隘界定”。  2017年底,本届美国政府出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告“激烈的军事、经济与政治竞争正在全球层面展开”,因此美国“必须动用全部实力与手段参与竞争”。时至今日,世界对美国“参与竞争”的做法有了更深感受:“退群”成瘾破坏全球规则体系,无端挑起贸易争端引发全球恐慌,肆意极限施压制造人道灾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指出,今天的美国将竞争对手的经济成功“视为美国全球主导力的威胁,因此也是美国的安全威胁”,“这些观点反映了美国政治长期以来好斗和偏执的特点”,“它们让国际冲突永久化”。  不得不说,美国一些人已因零和思维陷入幻觉,与时代潮流渐行渐远。今天,世界经济早已成为无法割裂的有机整体。生产一架波音747客机需要的1万多个零部件,来自中国、新加坡、韩国等各国的众多生产商。身处全新格局,即使强大如美国,也难以退回孤岛在自我封闭中创造繁荣。现如今,美国一些人抱定单边主义思维,让自己成为世人眼中的麻烦制造者。这究竟实现了哪一项政策初衷?  面对当前中美关系出现的种种困难,基辛格博士给出了忠告,强调美中关系的真正命题不是彼此胜负,而是延续性。在他看来,美中作为两个大国在维护国际秩序和世界正义方面应有更多的携手担当。遗憾的是,过去一段时间,美国一些人的零和思维侵蚀中美关系,给地区乃至全球局势都带来了冲击和挑战,进一步凸显了中美以全球眼光把握彼此关系的必要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最新研究,美国和中国彼此加征关税将导致2020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下滑0.5个百分点,折算金额约4550亿美元,比南非的经济体量还大。  中美合作对世界是福,中美对抗对世界是祸。就中美关系的未来,世界不仅不希望看到“修昔底德陷阱”,还格外期待大国以高瞻远瞩的决策和行动,投身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共同繁荣的伟大实践。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抉择表示高度赞赏和支持,因为有目共睹,在应对中美经贸摩擦的整个过程中,中国对自己肩上的全球责任保持高度自觉,始终坚持捍卫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始终坚持开放发展的战略抉择,且主张同美方通过平等磋商解决问题。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国际社会纷纷批评美方的政策选择,要求美方认真审视自己的行为,承担应有的国际责任。  (四)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不能用过去制造问题的那个思维模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世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如果一些人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挖个“修昔底德陷阱”。因此,华盛顿一些人需要走出危险的战略迷误,恢复清醒和理性。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最近撰文强调“敌对式共存”对中美两国有百害而无一利,中国和美国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利解决各自国内的发展问题。  客观看待中国发展与美国发展关系,才有可能走出战略迷误。用发展的眼光去对待发展,用全球的视野去看待发展,才能实现更大的发展。可悲的是,美国一些人还在陈旧思维作用下,以“阴谋论”的阴暗心理揣度中国,生怕美国地位被取代。他们的“国强必霸”逻辑,不仅同中国的历史传统相去甚远,更同今日中国的国际担当和作为完全背离。  中国历史上曾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崇尚“和而不同”“天下大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今日之中国也从不想当什么全球老大,而是真诚致力于全球发展事业,愿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共创繁荣。  理性看待中美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才有可能走出战略迷误。竞争是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原生动力,不可避免,更不可怕,关键是如何界定竞争的边界,如何选择竞争的方式。当前科技变革正加速重塑世界,每个国家都面临重新打造竞争力的任务,但这种竞争力归根到底来自对发展动力的再挖掘、对治理能力的再锻造,而不是使绊子、出邪招。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近日的一席话有必要引起当前美国精英层的更多重视:“超级大国不能单纯理解为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而是这个国家能够在为人民创造更美好生活方面成为领先者。”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一些人错乱的“竞争观”引发的种种批评,理应让这些人回归理性。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近日说:“美国想要一个永远领先的局面,如果我(美国)不领先,我就制裁你,就派军舰去你的国家。这不是竞争,这是威胁。”需要强调的是,中美经贸摩擦发生一年多来的事实已经充分表明,美国所热衷的极限施压,并不会使中国退缩,也不可能让美国“再次伟大”。即使在美国国内,也有许多有识之士强调,单纯污名化中国、对中国遏制封锁,根本谈不上战略,因为这不可能奏效,也不可能赢得世界的支持。  准确把握今天国际体系的变革方向,才有可能走出战略迷误。数百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逐步向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中美两国虽是人群中的大块头,辗转腾挪都会对整个国际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但其相互关系也不应脱离这个规则体系。原因很简单,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反映了历史进步的方向,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逆潮流而动的单边主义行径,虽然会带来一时的冲击,但不能改变潮流本身。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国家对华盛顿一些人的任性表达不安与反对,不正是反映了历史演进的辩证逻辑?以历史眼光看,中美的长远利益都在于维护整个国际体系的有序稳定。按照艾利森的统计,过去500年里全球有16次主要的霸权之争,其中12次发展成了战争,只有4次实现了和平过渡。21世纪的今天,国际上的事应该各国商量着办,而不是谁的胳膊粗、气力大谁就说了算,世界并不需要所谓的“权力转移游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两国今天应有的战略境界,自然不是上演第十三次“迎头相撞”,也不是追求第五次“和平过渡”,而是要真正摆脱以“霸权兴替观”看自己、看世界。  (五)“很多时候人们有能力预见前面的危险。但是他们听任了诱使他们陷入不可挽回的灾难的想法……因为他们自己的愚蠢,而不是不幸。”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如此警示后人。  见证过中美关系发展历程的布热津斯基曾经指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两个大国——一个当前的大国与一个崛起中的大国,被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联结在一起。”  欧洲著名学者罗伯特·库珀在《和平箴言》一书中写道:“在我们开始制定外交政策前,我们不仅要问我们希望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上,而且还要问‘我们’是谁。我们的答案范围越广,‘我们’就越有可能生活在和平之中。”  不知当前的美国一些人能否从这样的真知灼见中汲取一些智慧。希望他们认识到,陷于“寻找敌人”的迷思,坠入零和博弈的死胡同,不仅于中美无益,而且将给世界带来灾难!  可以肯定的是,唯有以合作化解冲突,以理性管控分歧,在尊重彼此核心关切、懂得维护共同利益的前提下施展“战略想象力”,方能走出战略迷误,享受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的和平与安宁。

人民日报国纪平:世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标题分割#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关系之深度调整激起一些迷雾在所难免。当前,透过中美经贸摩擦,很多人在思考大国相处之道,谈论“修昔底德陷阱”的声音也随之多起来。  这个概念出自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几年前他使用该名词用于指代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即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身陷结构性矛盾,冲突极易发生。这一观点的核心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就伯罗奔尼撒战争给出的“诊断”——“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的是雅典的崛起,以及由此给斯巴达带来的恐惧”,反映出的是对抗性的零和博弈思维。  当前的中美关系,是否真如一些人所说,难以摆脱零和博弈的困境?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事关中美两国乃至世界未来。  “历史告诉我们,如果走上对抗的道路,无论是冷战、热战还是贸易战,都不会有真正的赢家。国与国只要平等相待、互谅互让,就没有通过协商解决不了的问题。”习近平主席这一深刻论述,对于人们廓清谬误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正如美国观察人士所指出的,当前美国“任由政治论述坠入不良深渊”的现象颇为令人担忧。  “修昔底德陷阱”概念对大国零和博弈结构的默认,早已引发种种学理批判。然而,当前美国一些人,对于零和博弈理念总是心有戚戚焉。他们的信条是:守住“美国第一”,为此可以不择手段。于是,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快速发展,就被他们视为美国的敌人和眼中钉。  这种痴迷于“丛林法则”的零和博弈思维正在华盛顿蔓延。过去一年多来,美国无视国际通行规则,无视国际社会普遍反对,执意单方面挑起并升级对华贸易争端。就这一举动的背后考量,《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分析称,(中美贸易争端)不只是属于财经版面的故事,也是进入历史书籍的故事,因为这场争端涉及“经济和权力关系的规则”。以史蒂夫·班农为代表的美国右翼政治力量,更是急欲将贸易争端塑造为一场长期战略对抗。在这位白宫前首席战略顾问眼中,中国对美国构成“最严重的生存威胁”,贸易争端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意图以及这些雄心壮志对美国繁荣意味着什么”。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指出,美国无论从心理上还是决策上,都无法想象世界上有另外一个国家和它一样强大。美国的这一“传统”,在近来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打压上再次尽显无遗。尽管平日也热衷于在国际舞台挥舞“自由市场”大旗,但当中国科技企业真正对美国优势构成竞争,华盛顿所能提供的“自由”就开始缩水,变得大打折扣了。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约施卡·菲舍尔就华为公司案例指出,“来自美国的信息很清楚,技术和软件出口不再仅仅是一个商业问题,而是关乎权力”,“从现在起,美国将把强权凌驾于市场之上”。  最为反讽的是,今天华盛顿一些人一面豪情万丈地声称自己正“再次伟大”,但谈起中国却又装出一副吃亏受害的样子,脸上写满战略焦虑。看似矛盾的背后,却自有联系。有人说,今天美国一些人的对华论述中,出现了一个个“历史画面”——比如,挑起对华贸易摩擦的剧本与上世纪80年代美日贸易摩擦高度雷同;又如,刻意将今天中国的科技进步塑造为又一个“苏联卫星时刻”。美国一些人有根深蒂固的零和博弈思维,总想给自己找一个敌人,实在找不到就“塑造”一个出来。在他们看来,今日中国恰是美国的“理想敌人”。日前,《华盛顿邮报》就对华关系刊发评论文章,标题是《直到今天,美国保守派冷战以来一直缺少一个合适恶人》,淋漓尽致写出对华博弈的亢奋情绪。  美国一些人的对抗性思维值得警惕,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如何防止美国肆意借强力维护自身霸权地位,给国际体系的平稳运行带来更多冲击。  (二)众所周知,美国一些人总是将赤裸裸的霸权行为包装得“大义凛然”。一年多来,为了给对华施压“正名”,他们抛出了一套“美国吃亏论”,甚至有战略人士将对华关系数十年发展,同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并列,称为二战结束后美国自损最重的三大对外政策错误。然而,空口袋毕竟立不起来,语言游戏不管怎么重复,也难以自圆其说。  中美关系究竟处于怎样的状态,到底给美国带来了什么?事实是最有力的回答。2018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达6335亿美元,较两国建交之初增长了252倍。如果没有中美经济的高度互补,没有双方企业的共同获利,美国又怎会甘心忍受连续吃亏40年?  中美经贸合作,当然不是美国向中国输送财富的“单行道”。目前,美资企业在华年销售收入7000亿美元,利润超过500亿美元。2017年,通用汽车公司全球亏损额折合人民币达109.8亿元,但从两家在华合资企业赚取了133.3亿元利润。美国高通公司在华芯片销售和专利许可费收入占其总营收的57%。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近日刊文指出,美中在国际商务中互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美方忽略吸引更多中国投资所带来的潜在经济好处,这是一大错误。  美国挑起对华贸易争端以来,其国内的种种反对之声,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美贸易中的美方受益情况——普通消费者为消费品价格上涨而忧虑,制造商苦于成熟产业链被打乱,农民则担心精心培育的出口市场将一去不复返。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文章援引的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政府关税措施总共给美国消费者和生产商增加了688亿美元的支出,而美国实际收入却减少了78亿美元。面对这些事实,人们也许不难理解,为什么英国著名经济评论家马丁·沃尔夫作出如是评价:“如果(中美)彼此都不关心对方的利益和看法,那么谁也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  事实上,美国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根源在于其自身经济结构,以关税战“平衡”贸易之说,是拿任何一条经济学原理都解释不通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格·艾伦说:“去年,中国在美投资减少了80%。在我看来,这是个悲剧,大多数市长、州长和想找工作的失业美国人都这么认为。我们应该为中国在美投资者铺好迎宾毯。”  中美关系40年发展,两国经济日渐交融,是市场作用的结果。当然,中美经贸往来规模巨大,发生摩擦在所难免,关键是要能客观看待和理性处理问题。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只要坚持在互利互惠基础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处理问题,双方就有机会在维护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  眼下华盛顿一些人大肆鼓吹对抗论调,暴露了他们的霸权思想。《纽约时报》近日发表的一篇评论写得很直白:过去一年多美国对华立场的转变,“更多是因为美国的焦虑,而不是中国的行为,后者并没有什么新变化……没错,中国崛起本身就威胁着美国的利益——只要美国将其利益定义为在全球各地永远保持主导地位”。  本届美国政府成立之初喊出要消灭华盛顿“政治正确”的口号,但在对华关系方面它又打造了另类“政治正确”。越来越多人感受到,对中国是否强硬,正被华盛顿一些人塑造为检验是否“爱国”的指标。受零和博弈观影响,今天华盛顿谈论对华关系,事实变得不再重要。一位长期研究美中经贸问题的美国学者表示,她正怀疑自己对中国企业技术更新的定量研究是否还有意义,因为“中国技术偷窃说”已经被不加论证地标注为标准答案。就连国会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也感叹,当前的气候让人想起上世纪50年代“反苏”在政治上没有坏处的时代。  在美国国务院此前长期负责东亚事务的资深外交官董云裳看来,华盛顿的政策辩论正成为“政治叙述的囚徒”,而这些叙述很多时候着眼的是“狭隘的、短期的利益”。如今,华盛顿一些人对于塑造“中国战略威胁”依旧沉迷,依旧亢奋。越来越多人担心的是,这种脱离现实的危险误判,正给中美关系的平稳运行乃至全球稳定带来更大风险和不确定性。  (三)如果将美国当前的对外政策置于各国利益交融的全球格局中加以审视,其“时代错乱症”就会非常扎眼。美国一些人陈旧的极端利己主义,被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形容为“充满霍布斯式的现实主义观、零和博弈观以及对国家利益的狭隘界定”。  2017年底,本届美国政府出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告“激烈的军事、经济与政治竞争正在全球层面展开”,因此美国“必须动用全部实力与手段参与竞争”。时至今日,世界对美国“参与竞争”的做法有了更深感受:“退群”成瘾破坏全球规则体系,无端挑起贸易争端引发全球恐慌,肆意极限施压制造人道灾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指出,今天的美国将竞争对手的经济成功“视为美国全球主导力的威胁,因此也是美国的安全威胁”,“这些观点反映了美国政治长期以来好斗和偏执的特点”,“它们让国际冲突永久化”。  不得不说,美国一些人已因零和思维陷入幻觉,与时代潮流渐行渐远。今天,世界经济早已成为无法割裂的有机整体。生产一架波音747客机需要的1万多个零部件,来自中国、新加坡、韩国等各国的众多生产商。身处全新格局,即使强大如美国,也难以退回孤岛在自我封闭中创造繁荣。现如今,美国一些人抱定单边主义思维,让自己成为世人眼中的麻烦制造者。这究竟实现了哪一项政策初衷?  面对当前中美关系出现的种种困难,基辛格博士给出了忠告,强调美中关系的真正命题不是彼此胜负,而是延续性。在他看来,美中作为两个大国在维护国际秩序和世界正义方面应有更多的携手担当。遗憾的是,过去一段时间,美国一些人的零和思维侵蚀中美关系,给地区乃至全球局势都带来了冲击和挑战,进一步凸显了中美以全球眼光把握彼此关系的必要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最新研究,美国和中国彼此加征关税将导致2020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下滑0.5个百分点,折算金额约4550亿美元,比南非的经济体量还大。  中美合作对世界是福,中美对抗对世界是祸。就中美关系的未来,世界不仅不希望看到“修昔底德陷阱”,还格外期待大国以高瞻远瞩的决策和行动,投身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共同繁荣的伟大实践。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抉择表示高度赞赏和支持,因为有目共睹,在应对中美经贸摩擦的整个过程中,中国对自己肩上的全球责任保持高度自觉,始终坚持捍卫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始终坚持开放发展的战略抉择,且主张同美方通过平等磋商解决问题。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国际社会纷纷批评美方的政策选择,要求美方认真审视自己的行为,承担应有的国际责任。  (四)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不能用过去制造问题的那个思维模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世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如果一些人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挖个“修昔底德陷阱”。因此,华盛顿一些人需要走出危险的战略迷误,恢复清醒和理性。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最近撰文强调“敌对式共存”对中美两国有百害而无一利,中国和美国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利解决各自国内的发展问题。  客观看待中国发展与美国发展关系,才有可能走出战略迷误。用发展的眼光去对待发展,用全球的视野去看待发展,才能实现更大的发展。可悲的是,美国一些人还在陈旧思维作用下,以“阴谋论”的阴暗心理揣度中国,生怕美国地位被取代。他们的“国强必霸”逻辑,不仅同中国的历史传统相去甚远,更同今日中国的国际担当和作为完全背离。  中国历史上曾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崇尚“和而不同”“天下大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今日之中国也从不想当什么全球老大,而是真诚致力于全球发展事业,愿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共创繁荣。  理性看待中美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才有可能走出战略迷误。竞争是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原生动力,不可避免,更不可怕,关键是如何界定竞争的边界,如何选择竞争的方式。当前科技变革正加速重塑世界,每个国家都面临重新打造竞争力的任务,但这种竞争力归根到底来自对发展动力的再挖掘、对治理能力的再锻造,而不是使绊子、出邪招。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近日的一席话有必要引起当前美国精英层的更多重视:“超级大国不能单纯理解为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而是这个国家能够在为人民创造更美好生活方面成为领先者。”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一些人错乱的“竞争观”引发的种种批评,理应让这些人回归理性。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近日说:“美国想要一个永远领先的局面,如果我(美国)不领先,我就制裁你,就派军舰去你的国家。这不是竞争,这是威胁。”需要强调的是,中美经贸摩擦发生一年多来的事实已经充分表明,美国所热衷的极限施压,并不会使中国退缩,也不可能让美国“再次伟大”。即使在美国国内,也有许多有识之士强调,单纯污名化中国、对中国遏制封锁,根本谈不上战略,因为这不可能奏效,也不可能赢得世界的支持。  准确把握今天国际体系的变革方向,才有可能走出战略迷误。数百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逐步向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中美两国虽是人群中的大块头,辗转腾挪都会对整个国际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但其相互关系也不应脱离这个规则体系。原因很简单,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反映了历史进步的方向,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逆潮流而动的单边主义行径,虽然会带来一时的冲击,但不能改变潮流本身。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国家对华盛顿一些人的任性表达不安与反对,不正是反映了历史演进的辩证逻辑?以历史眼光看,中美的长远利益都在于维护整个国际体系的有序稳定。按照艾利森的统计,过去500年里全球有16次主要的霸权之争,其中12次发展成了战争,只有4次实现了和平过渡。21世纪的今天,国际上的事应该各国商量着办,而不是谁的胳膊粗、气力大谁就说了算,世界并不需要所谓的“权力转移游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两国今天应有的战略境界,自然不是上演第十三次“迎头相撞”,也不是追求第五次“和平过渡”,而是要真正摆脱以“霸权兴替观”看自己、看世界。  (五)“很多时候人们有能力预见前面的危险。但是他们听任了诱使他们陷入不可挽回的灾难的想法……因为他们自己的愚蠢,而不是不幸。”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如此警示后人。  见证过中美关系发展历程的布热津斯基曾经指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两个大国——一个当前的大国与一个崛起中的大国,被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联结在一起。”  欧洲著名学者罗伯特·库珀在《和平箴言》一书中写道:“在我们开始制定外交政策前,我们不仅要问我们希望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上,而且还要问‘我们’是谁。我们的答案范围越广,‘我们’就越有可能生活在和平之中。”  不知当前的美国一些人能否从这样的真知灼见中汲取一些智慧。希望他们认识到,陷于“寻找敌人”的迷思,坠入零和博弈的死胡同,不仅于中美无益,而且将给世界带来灾难!  可以肯定的是,唯有以合作化解冲突,以理性管控分歧,在尊重彼此核心关切、懂得维护共同利益的前提下施展“战略想象力”,方能走出战略迷误,享受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的和平与安宁。人民日报国纪平:世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标题分割#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关系之深度调整激起一些迷雾在所难免。当前,透过中美经贸摩擦,很多人在思考大国相处之道,谈论“修昔底德陷阱”的声音也随之多起来。  这个概念出自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几年前他使用该名词用于指代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即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身陷结构性矛盾,冲突极易发生。这一观点的核心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就伯罗奔尼撒战争给出的“诊断”——“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的是雅典的崛起,以及由此给斯巴达带来的恐惧”,反映出的是对抗性的零和博弈思维。  当前的中美关系,是否真如一些人所说,难以摆脱零和博弈的困境?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事关中美两国乃至世界未来。  “历史告诉我们,如果走上对抗的道路,无论是冷战、热战还是贸易战,都不会有真正的赢家。国与国只要平等相待、互谅互让,就没有通过协商解决不了的问题。”习近平主席这一深刻论述,对于人们廓清谬误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正如美国观察人士所指出的,当前美国“任由政治论述坠入不良深渊”的现象颇为令人担忧。  “修昔底德陷阱”概念对大国零和博弈结构的默认,早已引发种种学理批判。然而,当前美国一些人,对于零和博弈理念总是心有戚戚焉。他们的信条是:守住“美国第一”,为此可以不择手段。于是,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快速发展,就被他们视为美国的敌人和眼中钉。  这种痴迷于“丛林法则”的零和博弈思维正在华盛顿蔓延。过去一年多来,美国无视国际通行规则,无视国际社会普遍反对,执意单方面挑起并升级对华贸易争端。就这一举动的背后考量,《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分析称,(中美贸易争端)不只是属于财经版面的故事,也是进入历史书籍的故事,因为这场争端涉及“经济和权力关系的规则”。以史蒂夫·班农为代表的美国右翼政治力量,更是急欲将贸易争端塑造为一场长期战略对抗。在这位白宫前首席战略顾问眼中,中国对美国构成“最严重的生存威胁”,贸易争端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意图以及这些雄心壮志对美国繁荣意味着什么”。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指出,美国无论从心理上还是决策上,都无法想象世界上有另外一个国家和它一样强大。美国的这一“传统”,在近来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打压上再次尽显无遗。尽管平日也热衷于在国际舞台挥舞“自由市场”大旗,但当中国科技企业真正对美国优势构成竞争,华盛顿所能提供的“自由”就开始缩水,变得大打折扣了。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约施卡·菲舍尔就华为公司案例指出,“来自美国的信息很清楚,技术和软件出口不再仅仅是一个商业问题,而是关乎权力”,“从现在起,美国将把强权凌驾于市场之上”。  最为反讽的是,今天华盛顿一些人一面豪情万丈地声称自己正“再次伟大”,但谈起中国却又装出一副吃亏受害的样子,脸上写满战略焦虑。看似矛盾的背后,却自有联系。有人说,今天美国一些人的对华论述中,出现了一个个“历史画面”——比如,挑起对华贸易摩擦的剧本与上世纪80年代美日贸易摩擦高度雷同;又如,刻意将今天中国的科技进步塑造为又一个“苏联卫星时刻”。美国一些人有根深蒂固的零和博弈思维,总想给自己找一个敌人,实在找不到就“塑造”一个出来。在他们看来,今日中国恰是美国的“理想敌人”。日前,《华盛顿邮报》就对华关系刊发评论文章,标题是《直到今天,美国保守派冷战以来一直缺少一个合适恶人》,淋漓尽致写出对华博弈的亢奋情绪。  美国一些人的对抗性思维值得警惕,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如何防止美国肆意借强力维护自身霸权地位,给国际体系的平稳运行带来更多冲击。  (二)众所周知,美国一些人总是将赤裸裸的霸权行为包装得“大义凛然”。一年多来,为了给对华施压“正名”,他们抛出了一套“美国吃亏论”,甚至有战略人士将对华关系数十年发展,同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并列,称为二战结束后美国自损最重的三大对外政策错误。然而,空口袋毕竟立不起来,语言游戏不管怎么重复,也难以自圆其说。  中美关系究竟处于怎样的状态,到底给美国带来了什么?事实是最有力的回答。2018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达6335亿美元,较两国建交之初增长了252倍。如果没有中美经济的高度互补,没有双方企业的共同获利,美国又怎会甘心忍受连续吃亏40年?  中美经贸合作,当然不是美国向中国输送财富的“单行道”。目前,美资企业在华年销售收入7000亿美元,利润超过500亿美元。2017年,通用汽车公司全球亏损额折合人民币达109.8亿元,但从两家在华合资企业赚取了133.3亿元利润。美国高通公司在华芯片销售和专利许可费收入占其总营收的57%。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近日刊文指出,美中在国际商务中互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美方忽略吸引更多中国投资所带来的潜在经济好处,这是一大错误。  美国挑起对华贸易争端以来,其国内的种种反对之声,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美贸易中的美方受益情况——普通消费者为消费品价格上涨而忧虑,制造商苦于成熟产业链被打乱,农民则担心精心培育的出口市场将一去不复返。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文章援引的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政府关税措施总共给美国消费者和生产商增加了688亿美元的支出,而美国实际收入却减少了78亿美元。面对这些事实,人们也许不难理解,为什么英国著名经济评论家马丁·沃尔夫作出如是评价:“如果(中美)彼此都不关心对方的利益和看法,那么谁也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  事实上,美国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根源在于其自身经济结构,以关税战“平衡”贸易之说,是拿任何一条经济学原理都解释不通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格·艾伦说:“去年,中国在美投资减少了80%。在我看来,这是个悲剧,大多数市长、州长和想找工作的失业美国人都这么认为。我们应该为中国在美投资者铺好迎宾毯。”  中美关系40年发展,两国经济日渐交融,是市场作用的结果。当然,中美经贸往来规模巨大,发生摩擦在所难免,关键是要能客观看待和理性处理问题。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只要坚持在互利互惠基础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处理问题,双方就有机会在维护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  眼下华盛顿一些人大肆鼓吹对抗论调,暴露了他们的霸权思想。《纽约时报》近日发表的一篇评论写得很直白:过去一年多美国对华立场的转变,“更多是因为美国的焦虑,而不是中国的行为,后者并没有什么新变化……没错,中国崛起本身就威胁着美国的利益——只要美国将其利益定义为在全球各地永远保持主导地位”。  本届美国政府成立之初喊出要消灭华盛顿“政治正确”的口号,但在对华关系方面它又打造了另类“政治正确”。越来越多人感受到,对中国是否强硬,正被华盛顿一些人塑造为检验是否“爱国”的指标。受零和博弈观影响,今天华盛顿谈论对华关系,事实变得不再重要。一位长期研究美中经贸问题的美国学者表示,她正怀疑自己对中国企业技术更新的定量研究是否还有意义,因为“中国技术偷窃说”已经被不加论证地标注为标准答案。就连国会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也感叹,当前的气候让人想起上世纪50年代“反苏”在政治上没有坏处的时代。  在美国国务院此前长期负责东亚事务的资深外交官董云裳看来,华盛顿的政策辩论正成为“政治叙述的囚徒”,而这些叙述很多时候着眼的是“狭隘的、短期的利益”。如今,华盛顿一些人对于塑造“中国战略威胁”依旧沉迷,依旧亢奋。越来越多人担心的是,这种脱离现实的危险误判,正给中美关系的平稳运行乃至全球稳定带来更大风险和不确定性。  (三)如果将美国当前的对外政策置于各国利益交融的全球格局中加以审视,其“时代错乱症”就会非常扎眼。美国一些人陈旧的极端利己主义,被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形容为“充满霍布斯式的现实主义观、零和博弈观以及对国家利益的狭隘界定”。  2017年底,本届美国政府出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告“激烈的军事、经济与政治竞争正在全球层面展开”,因此美国“必须动用全部实力与手段参与竞争”。时至今日,世界对美国“参与竞争”的做法有了更深感受:“退群”成瘾破坏全球规则体系,无端挑起贸易争端引发全球恐慌,肆意极限施压制造人道灾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指出,今天的美国将竞争对手的经济成功“视为美国全球主导力的威胁,因此也是美国的安全威胁”,“这些观点反映了美国政治长期以来好斗和偏执的特点”,“它们让国际冲突永久化”。  不得不说,美国一些人已因零和思维陷入幻觉,与时代潮流渐行渐远。今天,世界经济早已成为无法割裂的有机整体。生产一架波音747客机需要的1万多个零部件,来自中国、新加坡、韩国等各国的众多生产商。身处全新格局,即使强大如美国,也难以退回孤岛在自我封闭中创造繁荣。现如今,美国一些人抱定单边主义思维,让自己成为世人眼中的麻烦制造者。这究竟实现了哪一项政策初衷?  面对当前中美关系出现的种种困难,基辛格博士给出了忠告,强调美中关系的真正命题不是彼此胜负,而是延续性。在他看来,美中作为两个大国在维护国际秩序和世界正义方面应有更多的携手担当。遗憾的是,过去一段时间,美国一些人的零和思维侵蚀中美关系,给地区乃至全球局势都带来了冲击和挑战,进一步凸显了中美以全球眼光把握彼此关系的必要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最新研究,美国和中国彼此加征关税将导致2020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下滑0.5个百分点,折算金额约4550亿美元,比南非的经济体量还大。  中美合作对世界是福,中美对抗对世界是祸。就中美关系的未来,世界不仅不希望看到“修昔底德陷阱”,还格外期待大国以高瞻远瞩的决策和行动,投身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共同繁荣的伟大实践。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抉择表示高度赞赏和支持,因为有目共睹,在应对中美经贸摩擦的整个过程中,中国对自己肩上的全球责任保持高度自觉,始终坚持捍卫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始终坚持开放发展的战略抉择,且主张同美方通过平等磋商解决问题。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国际社会纷纷批评美方的政策选择,要求美方认真审视自己的行为,承担应有的国际责任。  (四)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不能用过去制造问题的那个思维模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世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如果一些人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挖个“修昔底德陷阱”。因此,华盛顿一些人需要走出危险的战略迷误,恢复清醒和理性。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最近撰文强调“敌对式共存”对中美两国有百害而无一利,中国和美国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利解决各自国内的发展问题。  客观看待中国发展与美国发展关系,才有可能走出战略迷误。用发展的眼光去对待发展,用全球的视野去看待发展,才能实现更大的发展。可悲的是,美国一些人还在陈旧思维作用下,以“阴谋论”的阴暗心理揣度中国,生怕美国地位被取代。他们的“国强必霸”逻辑,不仅同中国的历史传统相去甚远,更同今日中国的国际担当和作为完全背离。  中国历史上曾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崇尚“和而不同”“天下大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今日之中国也从不想当什么全球老大,而是真诚致力于全球发展事业,愿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共创繁荣。  理性看待中美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才有可能走出战略迷误。竞争是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原生动力,不可避免,更不可怕,关键是如何界定竞争的边界,如何选择竞争的方式。当前科技变革正加速重塑世界,每个国家都面临重新打造竞争力的任务,但这种竞争力归根到底来自对发展动力的再挖掘、对治理能力的再锻造,而不是使绊子、出邪招。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近日的一席话有必要引起当前美国精英层的更多重视:“超级大国不能单纯理解为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而是这个国家能够在为人民创造更美好生活方面成为领先者。”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一些人错乱的“竞争观”引发的种种批评,理应让这些人回归理性。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近日说:“美国想要一个永远领先的局面,如果我(美国)不领先,我就制裁你,就派军舰去你的国家。这不是竞争,这是威胁。”需要强调的是,中美经贸摩擦发生一年多来的事实已经充分表明,美国所热衷的极限施压,并不会使中国退缩,也不可能让美国“再次伟大”。即使在美国国内,也有许多有识之士强调,单纯污名化中国、对中国遏制封锁,根本谈不上战略,因为这不可能奏效,也不可能赢得世界的支持。  准确把握今天国际体系的变革方向,才有可能走出战略迷误。数百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逐步向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中美两国虽是人群中的大块头,辗转腾挪都会对整个国际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但其相互关系也不应脱离这个规则体系。原因很简单,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反映了历史进步的方向,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逆潮流而动的单边主义行径,虽然会带来一时的冲击,但不能改变潮流本身。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国家对华盛顿一些人的任性表达不安与反对,不正是反映了历史演进的辩证逻辑?以历史眼光看,中美的长远利益都在于维护整个国际体系的有序稳定。按照艾利森的统计,过去500年里全球有16次主要的霸权之争,其中12次发展成了战争,只有4次实现了和平过渡。21世纪的今天,国际上的事应该各国商量着办,而不是谁的胳膊粗、气力大谁就说了算,世界并不需要所谓的“权力转移游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两国今天应有的战略境界,自然不是上演第十三次“迎头相撞”,也不是追求第五次“和平过渡”,而是要真正摆脱以“霸权兴替观”看自己、看世界。  (五)“很多时候人们有能力预见前面的危险。但是他们听任了诱使他们陷入不可挽回的灾难的想法……因为他们自己的愚蠢,而不是不幸。”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如此警示后人。  见证过中美关系发展历程的布热津斯基曾经指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两个大国——一个当前的大国与一个崛起中的大国,被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联结在一起。”  欧洲著名学者罗伯特·库珀在《和平箴言》一书中写道:“在我们开始制定外交政策前,我们不仅要问我们希望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上,而且还要问‘我们’是谁。我们的答案范围越广,‘我们’就越有可能生活在和平之中。”  不知当前的美国一些人能否从这样的真知灼见中汲取一些智慧。希望他们认识到,陷于“寻找敌人”的迷思,坠入零和博弈的死胡同,不仅于中美无益,而且将给世界带来灾难!  可以肯定的是,唯有以合作化解冲突,以理性管控分歧,在尊重彼此核心关切、懂得维护共同利益的前提下施展“战略想象力”,方能走出战略迷误,享受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的和平与安宁。人民日报国纪平:世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标题分割#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关系之深度调整激起一些迷雾在所难免。当前,透过中美经贸摩擦,很多人在思考大国相处之道,谈论“修昔底德陷阱”的声音也随之多起来。  这个概念出自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几年前他使用该名词用于指代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即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身陷结构性矛盾,冲突极易发生。这一观点的核心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就伯罗奔尼撒战争给出的“诊断”——“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的是雅典的崛起,以及由此给斯巴达带来的恐惧”,反映出的是对抗性的零和博弈思维。  当前的中美关系,是否真如一些人所说,难以摆脱零和博弈的困境?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事关中美两国乃至世界未来。  “历史告诉我们,如果走上对抗的道路,无论是冷战、热战还是贸易战,都不会有真正的赢家。国与国只要平等相待、互谅互让,就没有通过协商解决不了的问题。”习近平主席这一深刻论述,对于人们廓清谬误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正如美国观察人士所指出的,当前美国“任由政治论述坠入不良深渊”的现象颇为令人担忧。  “修昔底德陷阱”概念对大国零和博弈结构的默认,早已引发种种学理批判。然而,当前美国一些人,对于零和博弈理念总是心有戚戚焉。他们的信条是:守住“美国第一”,为此可以不择手段。于是,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快速发展,就被他们视为美国的敌人和眼中钉。  这种痴迷于“丛林法则”的零和博弈思维正在华盛顿蔓延。过去一年多来,美国无视国际通行规则,无视国际社会普遍反对,执意单方面挑起并升级对华贸易争端。就这一举动的背后考量,《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分析称,(中美贸易争端)不只是属于财经版面的故事,也是进入历史书籍的故事,因为这场争端涉及“经济和权力关系的规则”。以史蒂夫·班农为代表的美国右翼政治力量,更是急欲将贸易争端塑造为一场长期战略对抗。在这位白宫前首席战略顾问眼中,中国对美国构成“最严重的生存威胁”,贸易争端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意图以及这些雄心壮志对美国繁荣意味着什么”。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指出,美国无论从心理上还是决策上,都无法想象世界上有另外一个国家和它一样强大。美国的这一“传统”,在近来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打压上再次尽显无遗。尽管平日也热衷于在国际舞台挥舞“自由市场”大旗,但当中国科技企业真正对美国优势构成竞争,华盛顿所能提供的“自由”就开始缩水,变得大打折扣了。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约施卡·菲舍尔就华为公司案例指出,“来自美国的信息很清楚,技术和软件出口不再仅仅是一个商业问题,而是关乎权力”,“从现在起,美国将把强权凌驾于市场之上”。  最为反讽的是,今天华盛顿一些人一面豪情万丈地声称自己正“再次伟大”,但谈起中国却又装出一副吃亏受害的样子,脸上写满战略焦虑。看似矛盾的背后,却自有联系。有人说,今天美国一些人的对华论述中,出现了一个个“历史画面”——比如,挑起对华贸易摩擦的剧本与上世纪80年代美日贸易摩擦高度雷同;又如,刻意将今天中国的科技进步塑造为又一个“苏联卫星时刻”。美国一些人有根深蒂固的零和博弈思维,总想给自己找一个敌人,实在找不到就“塑造”一个出来。在他们看来,今日中国恰是美国的“理想敌人”。日前,《华盛顿邮报》就对华关系刊发评论文章,标题是《直到今天,美国保守派冷战以来一直缺少一个合适恶人》,淋漓尽致写出对华博弈的亢奋情绪。  美国一些人的对抗性思维值得警惕,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如何防止美国肆意借强力维护自身霸权地位,给国际体系的平稳运行带来更多冲击。  (二)众所周知,美国一些人总是将赤裸裸的霸权行为包装得“大义凛然”。一年多来,为了给对华施压“正名”,他们抛出了一套“美国吃亏论”,甚至有战略人士将对华关系数十年发展,同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并列,称为二战结束后美国自损最重的三大对外政策错误。然而,空口袋毕竟立不起来,语言游戏不管怎么重复,也难以自圆其说。  中美关系究竟处于怎样的状态,到底给美国带来了什么?事实是最有力的回答。2018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达6335亿美元,较两国建交之初增长了252倍。如果没有中美经济的高度互补,没有双方企业的共同获利,美国又怎会甘心忍受连续吃亏40年?  中美经贸合作,当然不是美国向中国输送财富的“单行道”。目前,美资企业在华年销售收入7000亿美元,利润超过500亿美元。2017年,通用汽车公司全球亏损额折合人民币达109.8亿元,但从两家在华合资企业赚取了133.3亿元利润。美国高通公司在华芯片销售和专利许可费收入占其总营收的57%。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近日刊文指出,美中在国际商务中互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美方忽略吸引更多中国投资所带来的潜在经济好处,这是一大错误。  美国挑起对华贸易争端以来,其国内的种种反对之声,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美贸易中的美方受益情况——普通消费者为消费品价格上涨而忧虑,制造商苦于成熟产业链被打乱,农民则担心精心培育的出口市场将一去不复返。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文章援引的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政府关税措施总共给美国消费者和生产商增加了688亿美元的支出,而美国实际收入却减少了78亿美元。面对这些事实,人们也许不难理解,为什么英国著名经济评论家马丁·沃尔夫作出如是评价:“如果(中美)彼此都不关心对方的利益和看法,那么谁也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  事实上,美国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根源在于其自身经济结构,以关税战“平衡”贸易之说,是拿任何一条经济学原理都解释不通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格·艾伦说:“去年,中国在美投资减少了80%。在我看来,这是个悲剧,大多数市长、州长和想找工作的失业美国人都这么认为。我们应该为中国在美投资者铺好迎宾毯。”  中美关系40年发展,两国经济日渐交融,是市场作用的结果。当然,中美经贸往来规模巨大,发生摩擦在所难免,关键是要能客观看待和理性处理问题。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只要坚持在互利互惠基础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处理问题,双方就有机会在维护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  眼下华盛顿一些人大肆鼓吹对抗论调,暴露了他们的霸权思想。《纽约时报》近日发表的一篇评论写得很直白:过去一年多美国对华立场的转变,“更多是因为美国的焦虑,而不是中国的行为,后者并没有什么新变化……没错,中国崛起本身就威胁着美国的利益——只要美国将其利益定义为在全球各地永远保持主导地位”。  本届美国政府成立之初喊出要消灭华盛顿“政治正确”的口号,但在对华关系方面它又打造了另类“政治正确”。越来越多人感受到,对中国是否强硬,正被华盛顿一些人塑造为检验是否“爱国”的指标。受零和博弈观影响,今天华盛顿谈论对华关系,事实变得不再重要。一位长期研究美中经贸问题的美国学者表示,她正怀疑自己对中国企业技术更新的定量研究是否还有意义,因为“中国技术偷窃说”已经被不加论证地标注为标准答案。就连国会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也感叹,当前的气候让人想起上世纪50年代“反苏”在政治上没有坏处的时代。  在美国国务院此前长期负责东亚事务的资深外交官董云裳看来,华盛顿的政策辩论正成为“政治叙述的囚徒”,而这些叙述很多时候着眼的是“狭隘的、短期的利益”。如今,华盛顿一些人对于塑造“中国战略威胁”依旧沉迷,依旧亢奋。越来越多人担心的是,这种脱离现实的危险误判,正给中美关系的平稳运行乃至全球稳定带来更大风险和不确定性。  (三)如果将美国当前的对外政策置于各国利益交融的全球格局中加以审视,其“时代错乱症”就会非常扎眼。美国一些人陈旧的极端利己主义,被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形容为“充满霍布斯式的现实主义观、零和博弈观以及对国家利益的狭隘界定”。  2017年底,本届美国政府出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告“激烈的军事、经济与政治竞争正在全球层面展开”,因此美国“必须动用全部实力与手段参与竞争”。时至今日,世界对美国“参与竞争”的做法有了更深感受:“退群”成瘾破坏全球规则体系,无端挑起贸易争端引发全球恐慌,肆意极限施压制造人道灾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指出,今天的美国将竞争对手的经济成功“视为美国全球主导力的威胁,因此也是美国的安全威胁”,“这些观点反映了美国政治长期以来好斗和偏执的特点”,“它们让国际冲突永久化”。  不得不说,美国一些人已因零和思维陷入幻觉,与时代潮流渐行渐远。今天,世界经济早已成为无法割裂的有机整体。生产一架波音747客机需要的1万多个零部件,来自中国、新加坡、韩国等各国的众多生产商。身处全新格局,即使强大如美国,也难以退回孤岛在自我封闭中创造繁荣。现如今,美国一些人抱定单边主义思维,让自己成为世人眼中的麻烦制造者。这究竟实现了哪一项政策初衷?  面对当前中美关系出现的种种困难,基辛格博士给出了忠告,强调美中关系的真正命题不是彼此胜负,而是延续性。在他看来,美中作为两个大国在维护国际秩序和世界正义方面应有更多的携手担当。遗憾的是,过去一段时间,美国一些人的零和思维侵蚀中美关系,给地区乃至全球局势都带来了冲击和挑战,进一步凸显了中美以全球眼光把握彼此关系的必要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最新研究,美国和中国彼此加征关税将导致2020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下滑0.5个百分点,折算金额约4550亿美元,比南非的经济体量还大。  中美合作对世界是福,中美对抗对世界是祸。就中美关系的未来,世界不仅不希望看到“修昔底德陷阱”,还格外期待大国以高瞻远瞩的决策和行动,投身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共同繁荣的伟大实践。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抉择表示高度赞赏和支持,因为有目共睹,在应对中美经贸摩擦的整个过程中,中国对自己肩上的全球责任保持高度自觉,始终坚持捍卫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始终坚持开放发展的战略抉择,且主张同美方通过平等磋商解决问题。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国际社会纷纷批评美方的政策选择,要求美方认真审视自己的行为,承担应有的国际责任。  (四)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不能用过去制造问题的那个思维模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世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如果一些人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挖个“修昔底德陷阱”。因此,华盛顿一些人需要走出危险的战略迷误,恢复清醒和理性。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最近撰文强调“敌对式共存”对中美两国有百害而无一利,中国和美国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利解决各自国内的发展问题。  客观看待中国发展与美国发展关系,才有可能走出战略迷误。用发展的眼光去对待发展,用全球的视野去看待发展,才能实现更大的发展。可悲的是,美国一些人还在陈旧思维作用下,以“阴谋论”的阴暗心理揣度中国,生怕美国地位被取代。他们的“国强必霸”逻辑,不仅同中国的历史传统相去甚远,更同今日中国的国际担当和作为完全背离。  中国历史上曾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崇尚“和而不同”“天下大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今日之中国也从不想当什么全球老大,而是真诚致力于全球发展事业,愿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共创繁荣。  理性看待中美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才有可能走出战略迷误。竞争是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原生动力,不可避免,更不可怕,关键是如何界定竞争的边界,如何选择竞争的方式。当前科技变革正加速重塑世界,每个国家都面临重新打造竞争力的任务,但这种竞争力归根到底来自对发展动力的再挖掘、对治理能力的再锻造,而不是使绊子、出邪招。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近日的一席话有必要引起当前美国精英层的更多重视:“超级大国不能单纯理解为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而是这个国家能够在为人民创造更美好生活方面成为领先者。”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一些人错乱的“竞争观”引发的种种批评,理应让这些人回归理性。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近日说:“美国想要一个永远领先的局面,如果我(美国)不领先,我就制裁你,就派军舰去你的国家。这不是竞争,这是威胁。”需要强调的是,中美经贸摩擦发生一年多来的事实已经充分表明,美国所热衷的极限施压,并不会使中国退缩,也不可能让美国“再次伟大”。即使在美国国内,也有许多有识之士强调,单纯污名化中国、对中国遏制封锁,根本谈不上战略,因为这不可能奏效,也不可能赢得世界的支持。  准确把握今天国际体系的变革方向,才有可能走出战略迷误。数百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逐步向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中美两国虽是人群中的大块头,辗转腾挪都会对整个国际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但其相互关系也不应脱离这个规则体系。原因很简单,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反映了历史进步的方向,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逆潮流而动的单边主义行径,虽然会带来一时的冲击,但不能改变潮流本身。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国家对华盛顿一些人的任性表达不安与反对,不正是反映了历史演进的辩证逻辑?以历史眼光看,中美的长远利益都在于维护整个国际体系的有序稳定。按照艾利森的统计,过去500年里全球有16次主要的霸权之争,其中12次发展成了战争,只有4次实现了和平过渡。21世纪的今天,国际上的事应该各国商量着办,而不是谁的胳膊粗、气力大谁就说了算,世界并不需要所谓的“权力转移游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两国今天应有的战略境界,自然不是上演第十三次“迎头相撞”,也不是追求第五次“和平过渡”,而是要真正摆脱以“霸权兴替观”看自己、看世界。  (五)“很多时候人们有能力预见前面的危险。但是他们听任了诱使他们陷入不可挽回的灾难的想法……因为他们自己的愚蠢,而不是不幸。”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如此警示后人。  见证过中美关系发展历程的布热津斯基曾经指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两个大国——一个当前的大国与一个崛起中的大国,被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联结在一起。”  欧洲著名学者罗伯特·库珀在《和平箴言》一书中写道:“在我们开始制定外交政策前,我们不仅要问我们希望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上,而且还要问‘我们’是谁。我们的答案范围越广,‘我们’就越有可能生活在和平之中。”  不知当前的美国一些人能否从这样的真知灼见中汲取一些智慧。希望他们认识到,陷于“寻找敌人”的迷思,坠入零和博弈的死胡同,不仅于中美无益,而且将给世界带来灾难!  可以肯定的是,唯有以合作化解冲突,以理性管控分歧,在尊重彼此核心关切、懂得维护共同利益的前提下施展“战略想象力”,方能走出战略迷误,享受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的和平与安宁。人民日报国纪平:世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标题分割#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关系之深度调整激起一些迷雾在所难免。当前,透过中美经贸摩擦,很多人在思考大国相处之道,谈论“修昔底德陷阱”的声音也随之多起来。  这个概念出自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几年前他使用该名词用于指代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即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身陷结构性矛盾,冲突极易发生。这一观点的核心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就伯罗奔尼撒战争给出的“诊断”——“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的是雅典的崛起,以及由此给斯巴达带来的恐惧”,反映出的是对抗性的零和博弈思维。  当前的中美关系,是否真如一些人所说,难以摆脱零和博弈的困境?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事关中美两国乃至世界未来。  “历史告诉我们,如果走上对抗的道路,无论是冷战、热战还是贸易战,都不会有真正的赢家。国与国只要平等相待、互谅互让,就没有通过协商解决不了的问题。”习近平主席这一深刻论述,对于人们廓清谬误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正如美国观察人士所指出的,当前美国“任由政治论述坠入不良深渊”的现象颇为令人担忧。  “修昔底德陷阱”概念对大国零和博弈结构的默认,早已引发种种学理批判。然而,当前美国一些人,对于零和博弈理念总是心有戚戚焉。他们的信条是:守住“美国第一”,为此可以不择手段。于是,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快速发展,就被他们视为美国的敌人和眼中钉。  这种痴迷于“丛林法则”的零和博弈思维正在华盛顿蔓延。过去一年多来,美国无视国际通行规则,无视国际社会普遍反对,执意单方面挑起并升级对华贸易争端。就这一举动的背后考量,《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分析称,(中美贸易争端)不只是属于财经版面的故事,也是进入历史书籍的故事,因为这场争端涉及“经济和权力关系的规则”。以史蒂夫·班农为代表的美国右翼政治力量,更是急欲将贸易争端塑造为一场长期战略对抗。在这位白宫前首席战略顾问眼中,中国对美国构成“最严重的生存威胁”,贸易争端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意图以及这些雄心壮志对美国繁荣意味着什么”。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指出,美国无论从心理上还是决策上,都无法想象世界上有另外一个国家和它一样强大。美国的这一“传统”,在近来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打压上再次尽显无遗。尽管平日也热衷于在国际舞台挥舞“自由市场”大旗,但当中国科技企业真正对美国优势构成竞争,华盛顿所能提供的“自由”就开始缩水,变得大打折扣了。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约施卡·菲舍尔就华为公司案例指出,“来自美国的信息很清楚,技术和软件出口不再仅仅是一个商业问题,而是关乎权力”,“从现在起,美国将把强权凌驾于市场之上”。  最为反讽的是,今天华盛顿一些人一面豪情万丈地声称自己正“再次伟大”,但谈起中国却又装出一副吃亏受害的样子,脸上写满战略焦虑。看似矛盾的背后,却自有联系。有人说,今天美国一些人的对华论述中,出现了一个个“历史画面”——比如,挑起对华贸易摩擦的剧本与上世纪80年代美日贸易摩擦高度雷同;又如,刻意将今天中国的科技进步塑造为又一个“苏联卫星时刻”。美国一些人有根深蒂固的零和博弈思维,总想给自己找一个敌人,实在找不到就“塑造”一个出来。在他们看来,今日中国恰是美国的“理想敌人”。日前,《华盛顿邮报》就对华关系刊发评论文章,标题是《直到今天,美国保守派冷战以来一直缺少一个合适恶人》,淋漓尽致写出对华博弈的亢奋情绪。  美国一些人的对抗性思维值得警惕,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如何防止美国肆意借强力维护自身霸权地位,给国际体系的平稳运行带来更多冲击。  (二)众所周知,美国一些人总是将赤裸裸的霸权行为包装得“大义凛然”。一年多来,为了给对华施压“正名”,他们抛出了一套“美国吃亏论”,甚至有战略人士将对华关系数十年发展,同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并列,称为二战结束后美国自损最重的三大对外政策错误。然而,空口袋毕竟立不起来,语言游戏不管怎么重复,也难以自圆其说。  中美关系究竟处于怎样的状态,到底给美国带来了什么?事实是最有力的回答。2018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达6335亿美元,较两国建交之初增长了252倍。如果没有中美经济的高度互补,没有双方企业的共同获利,美国又怎会甘心忍受连续吃亏40年?  中美经贸合作,当然不是美国向中国输送财富的“单行道”。目前,美资企业在华年销售收入7000亿美元,利润超过500亿美元。2017年,通用汽车公司全球亏损额折合人民币达109.8亿元,但从两家在华合资企业赚取了133.3亿元利润。美国高通公司在华芯片销售和专利许可费收入占其总营收的57%。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近日刊文指出,美中在国际商务中互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美方忽略吸引更多中国投资所带来的潜在经济好处,这是一大错误。  美国挑起对华贸易争端以来,其国内的种种反对之声,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美贸易中的美方受益情况——普通消费者为消费品价格上涨而忧虑,制造商苦于成熟产业链被打乱,农民则担心精心培育的出口市场将一去不复返。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文章援引的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政府关税措施总共给美国消费者和生产商增加了688亿美元的支出,而美国实际收入却减少了78亿美元。面对这些事实,人们也许不难理解,为什么英国著名经济评论家马丁·沃尔夫作出如是评价:“如果(中美)彼此都不关心对方的利益和看法,那么谁也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  事实上,美国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根源在于其自身经济结构,以关税战“平衡”贸易之说,是拿任何一条经济学原理都解释不通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格·艾伦说:“去年,中国在美投资减少了80%。在我看来,这是个悲剧,大多数市长、州长和想找工作的失业美国人都这么认为。我们应该为中国在美投资者铺好迎宾毯。”  中美关系40年发展,两国经济日渐交融,是市场作用的结果。当然,中美经贸往来规模巨大,发生摩擦在所难免,关键是要能客观看待和理性处理问题。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只要坚持在互利互惠基础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处理问题,双方就有机会在维护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  眼下华盛顿一些人大肆鼓吹对抗论调,暴露了他们的霸权思想。《纽约时报》近日发表的一篇评论写得很直白:过去一年多美国对华立场的转变,“更多是因为美国的焦虑,而不是中国的行为,后者并没有什么新变化……没错,中国崛起本身就威胁着美国的利益——只要美国将其利益定义为在全球各地永远保持主导地位”。  本届美国政府成立之初喊出要消灭华盛顿“政治正确”的口号,但在对华关系方面它又打造了另类“政治正确”。越来越多人感受到,对中国是否强硬,正被华盛顿一些人塑造为检验是否“爱国”的指标。受零和博弈观影响,今天华盛顿谈论对华关系,事实变得不再重要。一位长期研究美中经贸问题的美国学者表示,她正怀疑自己对中国企业技术更新的定量研究是否还有意义,因为“中国技术偷窃说”已经被不加论证地标注为标准答案。就连国会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也感叹,当前的气候让人想起上世纪50年代“反苏”在政治上没有坏处的时代。  在美国国务院此前长期负责东亚事务的资深外交官董云裳看来,华盛顿的政策辩论正成为“政治叙述的囚徒”,而这些叙述很多时候着眼的是“狭隘的、短期的利益”。如今,华盛顿一些人对于塑造“中国战略威胁”依旧沉迷,依旧亢奋。越来越多人担心的是,这种脱离现实的危险误判,正给中美关系的平稳运行乃至全球稳定带来更大风险和不确定性。  (三)如果将美国当前的对外政策置于各国利益交融的全球格局中加以审视,其“时代错乱症”就会非常扎眼。美国一些人陈旧的极端利己主义,被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形容为“充满霍布斯式的现实主义观、零和博弈观以及对国家利益的狭隘界定”。  2017年底,本届美国政府出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告“激烈的军事、经济与政治竞争正在全球层面展开”,因此美国“必须动用全部实力与手段参与竞争”。时至今日,世界对美国“参与竞争”的做法有了更深感受:“退群”成瘾破坏全球规则体系,无端挑起贸易争端引发全球恐慌,肆意极限施压制造人道灾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指出,今天的美国将竞争对手的经济成功“视为美国全球主导力的威胁,因此也是美国的安全威胁”,“这些观点反映了美国政治长期以来好斗和偏执的特点”,“它们让国际冲突永久化”。  不得不说,美国一些人已因零和思维陷入幻觉,与时代潮流渐行渐远。今天,世界经济早已成为无法割裂的有机整体。生产一架波音747客机需要的1万多个零部件,来自中国、新加坡、韩国等各国的众多生产商。身处全新格局,即使强大如美国,也难以退回孤岛在自我封闭中创造繁荣。现如今,美国一些人抱定单边主义思维,让自己成为世人眼中的麻烦制造者。这究竟实现了哪一项政策初衷?  面对当前中美关系出现的种种困难,基辛格博士给出了忠告,强调美中关系的真正命题不是彼此胜负,而是延续性。在他看来,美中作为两个大国在维护国际秩序和世界正义方面应有更多的携手担当。遗憾的是,过去一段时间,美国一些人的零和思维侵蚀中美关系,给地区乃至全球局势都带来了冲击和挑战,进一步凸显了中美以全球眼光把握彼此关系的必要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最新研究,美国和中国彼此加征关税将导致2020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下滑0.5个百分点,折算金额约4550亿美元,比南非的经济体量还大。  中美合作对世界是福,中美对抗对世界是祸。就中美关系的未来,世界不仅不希望看到“修昔底德陷阱”,还格外期待大国以高瞻远瞩的决策和行动,投身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共同繁荣的伟大实践。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抉择表示高度赞赏和支持,因为有目共睹,在应对中美经贸摩擦的整个过程中,中国对自己肩上的全球责任保持高度自觉,始终坚持捍卫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始终坚持开放发展的战略抉择,且主张同美方通过平等磋商解决问题。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国际社会纷纷批评美方的政策选择,要求美方认真审视自己的行为,承担应有的国际责任。  (四)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不能用过去制造问题的那个思维模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世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如果一些人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挖个“修昔底德陷阱”。因此,华盛顿一些人需要走出危险的战略迷误,恢复清醒和理性。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最近撰文强调“敌对式共存”对中美两国有百害而无一利,中国和美国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利解决各自国内的发展问题。  客观看待中国发展与美国发展关系,才有可能走出战略迷误。用发展的眼光去对待发展,用全球的视野去看待发展,才能实现更大的发展。可悲的是,美国一些人还在陈旧思维作用下,以“阴谋论”的阴暗心理揣度中国,生怕美国地位被取代。他们的“国强必霸”逻辑,不仅同中国的历史传统相去甚远,更同今日中国的国际担当和作为完全背离。  中国历史上曾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崇尚“和而不同”“天下大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今日之中国也从不想当什么全球老大,而是真诚致力于全球发展事业,愿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共创繁荣。  理性看待中美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才有可能走出战略迷误。竞争是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原生动力,不可避免,更不可怕,关键是如何界定竞争的边界,如何选择竞争的方式。当前科技变革正加速重塑世界,每个国家都面临重新打造竞争力的任务,但这种竞争力归根到底来自对发展动力的再挖掘、对治理能力的再锻造,而不是使绊子、出邪招。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近日的一席话有必要引起当前美国精英层的更多重视:“超级大国不能单纯理解为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而是这个国家能够在为人民创造更美好生活方面成为领先者。”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一些人错乱的“竞争观”引发的种种批评,理应让这些人回归理性。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近日说:“美国想要一个永远领先的局面,如果我(美国)不领先,我就制裁你,就派军舰去你的国家。这不是竞争,这是威胁。”需要强调的是,中美经贸摩擦发生一年多来的事实已经充分表明,美国所热衷的极限施压,并不会使中国退缩,也不可能让美国“再次伟大”。即使在美国国内,也有许多有识之士强调,单纯污名化中国、对中国遏制封锁,根本谈不上战略,因为这不可能奏效,也不可能赢得世界的支持。  准确把握今天国际体系的变革方向,才有可能走出战略迷误。数百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逐步向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中美两国虽是人群中的大块头,辗转腾挪都会对整个国际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但其相互关系也不应脱离这个规则体系。原因很简单,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反映了历史进步的方向,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逆潮流而动的单边主义行径,虽然会带来一时的冲击,但不能改变潮流本身。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国家对华盛顿一些人的任性表达不安与反对,不正是反映了历史演进的辩证逻辑?以历史眼光看,中美的长远利益都在于维护整个国际体系的有序稳定。按照艾利森的统计,过去500年里全球有16次主要的霸权之争,其中12次发展成了战争,只有4次实现了和平过渡。21世纪的今天,国际上的事应该各国商量着办,而不是谁的胳膊粗、气力大谁就说了算,世界并不需要所谓的“权力转移游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两国今天应有的战略境界,自然不是上演第十三次“迎头相撞”,也不是追求第五次“和平过渡”,而是要真正摆脱以“霸权兴替观”看自己、看世界。  (五)“很多时候人们有能力预见前面的危险。但是他们听任了诱使他们陷入不可挽回的灾难的想法……因为他们自己的愚蠢,而不是不幸。”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如此警示后人。  见证过中美关系发展历程的布热津斯基曾经指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两个大国——一个当前的大国与一个崛起中的大国,被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联结在一起。”  欧洲著名学者罗伯特·库珀在《和平箴言》一书中写道:“在我们开始制定外交政策前,我们不仅要问我们希望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上,而且还要问‘我们’是谁。我们的答案范围越广,‘我们’就越有可能生活在和平之中。”  不知当前的美国一些人能否从这样的真知灼见中汲取一些智慧。希望他们认识到,陷于“寻找敌人”的迷思,坠入零和博弈的死胡同,不仅于中美无益,而且将给世界带来灾难!  可以肯定的是,唯有以合作化解冲突,以理性管控分歧,在尊重彼此核心关切、懂得维护共同利益的前提下施展“战略想象力”,方能走出战略迷误,享受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的和平与安宁。

人民日报国纪平:世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标题分割#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关系之深度调整激起一些迷雾在所难免。当前,透过中美经贸摩擦,很多人在思考大国相处之道,谈论“修昔底德陷阱”的声音也随之多起来。  这个概念出自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几年前他使用该名词用于指代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即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身陷结构性矛盾,冲突极易发生。这一观点的核心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就伯罗奔尼撒战争给出的“诊断”——“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的是雅典的崛起,以及由此给斯巴达带来的恐惧”,反映出的是对抗性的零和博弈思维。  当前的中美关系,是否真如一些人所说,难以摆脱零和博弈的困境?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事关中美两国乃至世界未来。  “历史告诉我们,如果走上对抗的道路,无论是冷战、热战还是贸易战,都不会有真正的赢家。国与国只要平等相待、互谅互让,就没有通过协商解决不了的问题。”习近平主席这一深刻论述,对于人们廓清谬误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正如美国观察人士所指出的,当前美国“任由政治论述坠入不良深渊”的现象颇为令人担忧。  “修昔底德陷阱”概念对大国零和博弈结构的默认,早已引发种种学理批判。然而,当前美国一些人,对于零和博弈理念总是心有戚戚焉。他们的信条是:守住“美国第一”,为此可以不择手段。于是,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快速发展,就被他们视为美国的敌人和眼中钉。  这种痴迷于“丛林法则”的零和博弈思维正在华盛顿蔓延。过去一年多来,美国无视国际通行规则,无视国际社会普遍反对,执意单方面挑起并升级对华贸易争端。就这一举动的背后考量,《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分析称,(中美贸易争端)不只是属于财经版面的故事,也是进入历史书籍的故事,因为这场争端涉及“经济和权力关系的规则”。以史蒂夫·班农为代表的美国右翼政治力量,更是急欲将贸易争端塑造为一场长期战略对抗。在这位白宫前首席战略顾问眼中,中国对美国构成“最严重的生存威胁”,贸易争端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意图以及这些雄心壮志对美国繁荣意味着什么”。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指出,美国无论从心理上还是决策上,都无法想象世界上有另外一个国家和它一样强大。美国的这一“传统”,在近来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打压上再次尽显无遗。尽管平日也热衷于在国际舞台挥舞“自由市场”大旗,但当中国科技企业真正对美国优势构成竞争,华盛顿所能提供的“自由”就开始缩水,变得大打折扣了。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约施卡·菲舍尔就华为公司案例指出,“来自美国的信息很清楚,技术和软件出口不再仅仅是一个商业问题,而是关乎权力”,“从现在起,美国将把强权凌驾于市场之上”。  最为反讽的是,今天华盛顿一些人一面豪情万丈地声称自己正“再次伟大”,但谈起中国却又装出一副吃亏受害的样子,脸上写满战略焦虑。看似矛盾的背后,却自有联系。有人说,今天美国一些人的对华论述中,出现了一个个“历史画面”——比如,挑起对华贸易摩擦的剧本与上世纪80年代美日贸易摩擦高度雷同;又如,刻意将今天中国的科技进步塑造为又一个“苏联卫星时刻”。美国一些人有根深蒂固的零和博弈思维,总想给自己找一个敌人,实在找不到就“塑造”一个出来。在他们看来,今日中国恰是美国的“理想敌人”。日前,《华盛顿邮报》就对华关系刊发评论文章,标题是《直到今天,美国保守派冷战以来一直缺少一个合适恶人》,淋漓尽致写出对华博弈的亢奋情绪。  美国一些人的对抗性思维值得警惕,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如何防止美国肆意借强力维护自身霸权地位,给国际体系的平稳运行带来更多冲击。  (二)众所周知,美国一些人总是将赤裸裸的霸权行为包装得“大义凛然”。一年多来,为了给对华施压“正名”,他们抛出了一套“美国吃亏论”,甚至有战略人士将对华关系数十年发展,同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并列,称为二战结束后美国自损最重的三大对外政策错误。然而,空口袋毕竟立不起来,语言游戏不管怎么重复,也难以自圆其说。  中美关系究竟处于怎样的状态,到底给美国带来了什么?事实是最有力的回答。2018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达6335亿美元,较两国建交之初增长了252倍。如果没有中美经济的高度互补,没有双方企业的共同获利,美国又怎会甘心忍受连续吃亏40年?  中美经贸合作,当然不是美国向中国输送财富的“单行道”。目前,美资企业在华年销售收入7000亿美元,利润超过500亿美元。2017年,通用汽车公司全球亏损额折合人民币达109.8亿元,但从两家在华合资企业赚取了133.3亿元利润。美国高通公司在华芯片销售和专利许可费收入占其总营收的57%。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近日刊文指出,美中在国际商务中互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美方忽略吸引更多中国投资所带来的潜在经济好处,这是一大错误。  美国挑起对华贸易争端以来,其国内的种种反对之声,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美贸易中的美方受益情况——普通消费者为消费品价格上涨而忧虑,制造商苦于成熟产业链被打乱,农民则担心精心培育的出口市场将一去不复返。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文章援引的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政府关税措施总共给美国消费者和生产商增加了688亿美元的支出,而美国实际收入却减少了78亿美元。面对这些事实,人们也许不难理解,为什么英国著名经济评论家马丁·沃尔夫作出如是评价:“如果(中美)彼此都不关心对方的利益和看法,那么谁也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  事实上,美国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根源在于其自身经济结构,以关税战“平衡”贸易之说,是拿任何一条经济学原理都解释不通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格·艾伦说:“去年,中国在美投资减少了80%。在我看来,这是个悲剧,大多数市长、州长和想找工作的失业美国人都这么认为。我们应该为中国在美投资者铺好迎宾毯。”  中美关系40年发展,两国经济日渐交融,是市场作用的结果。当然,中美经贸往来规模巨大,发生摩擦在所难免,关键是要能客观看待和理性处理问题。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只要坚持在互利互惠基础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处理问题,双方就有机会在维护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  眼下华盛顿一些人大肆鼓吹对抗论调,暴露了他们的霸权思想。《纽约时报》近日发表的一篇评论写得很直白:过去一年多美国对华立场的转变,“更多是因为美国的焦虑,而不是中国的行为,后者并没有什么新变化……没错,中国崛起本身就威胁着美国的利益——只要美国将其利益定义为在全球各地永远保持主导地位”。  本届美国政府成立之初喊出要消灭华盛顿“政治正确”的口号,但在对华关系方面它又打造了另类“政治正确”。越来越多人感受到,对中国是否强硬,正被华盛顿一些人塑造为检验是否“爱国”的指标。受零和博弈观影响,今天华盛顿谈论对华关系,事实变得不再重要。一位长期研究美中经贸问题的美国学者表示,她正怀疑自己对中国企业技术更新的定量研究是否还有意义,因为“中国技术偷窃说”已经被不加论证地标注为标准答案。就连国会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也感叹,当前的气候让人想起上世纪50年代“反苏”在政治上没有坏处的时代。  在美国国务院此前长期负责东亚事务的资深外交官董云裳看来,华盛顿的政策辩论正成为“政治叙述的囚徒”,而这些叙述很多时候着眼的是“狭隘的、短期的利益”。如今,华盛顿一些人对于塑造“中国战略威胁”依旧沉迷,依旧亢奋。越来越多人担心的是,这种脱离现实的危险误判,正给中美关系的平稳运行乃至全球稳定带来更大风险和不确定性。  (三)如果将美国当前的对外政策置于各国利益交融的全球格局中加以审视,其“时代错乱症”就会非常扎眼。美国一些人陈旧的极端利己主义,被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形容为“充满霍布斯式的现实主义观、零和博弈观以及对国家利益的狭隘界定”。  2017年底,本届美国政府出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告“激烈的军事、经济与政治竞争正在全球层面展开”,因此美国“必须动用全部实力与手段参与竞争”。时至今日,世界对美国“参与竞争”的做法有了更深感受:“退群”成瘾破坏全球规则体系,无端挑起贸易争端引发全球恐慌,肆意极限施压制造人道灾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指出,今天的美国将竞争对手的经济成功“视为美国全球主导力的威胁,因此也是美国的安全威胁”,“这些观点反映了美国政治长期以来好斗和偏执的特点”,“它们让国际冲突永久化”。  不得不说,美国一些人已因零和思维陷入幻觉,与时代潮流渐行渐远。今天,世界经济早已成为无法割裂的有机整体。生产一架波音747客机需要的1万多个零部件,来自中国、新加坡、韩国等各国的众多生产商。身处全新格局,即使强大如美国,也难以退回孤岛在自我封闭中创造繁荣。现如今,美国一些人抱定单边主义思维,让自己成为世人眼中的麻烦制造者。这究竟实现了哪一项政策初衷?  面对当前中美关系出现的种种困难,基辛格博士给出了忠告,强调美中关系的真正命题不是彼此胜负,而是延续性。在他看来,美中作为两个大国在维护国际秩序和世界正义方面应有更多的携手担当。遗憾的是,过去一段时间,美国一些人的零和思维侵蚀中美关系,给地区乃至全球局势都带来了冲击和挑战,进一步凸显了中美以全球眼光把握彼此关系的必要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最新研究,美国和中国彼此加征关税将导致2020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下滑0.5个百分点,折算金额约4550亿美元,比南非的经济体量还大。  中美合作对世界是福,中美对抗对世界是祸。就中美关系的未来,世界不仅不希望看到“修昔底德陷阱”,还格外期待大国以高瞻远瞩的决策和行动,投身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共同繁荣的伟大实践。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抉择表示高度赞赏和支持,因为有目共睹,在应对中美经贸摩擦的整个过程中,中国对自己肩上的全球责任保持高度自觉,始终坚持捍卫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始终坚持开放发展的战略抉择,且主张同美方通过平等磋商解决问题。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国际社会纷纷批评美方的政策选择,要求美方认真审视自己的行为,承担应有的国际责任。  (四)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不能用过去制造问题的那个思维模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世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如果一些人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挖个“修昔底德陷阱”。因此,华盛顿一些人需要走出危险的战略迷误,恢复清醒和理性。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最近撰文强调“敌对式共存”对中美两国有百害而无一利,中国和美国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利解决各自国内的发展问题。  客观看待中国发展与美国发展关系,才有可能走出战略迷误。用发展的眼光去对待发展,用全球的视野去看待发展,才能实现更大的发展。可悲的是,美国一些人还在陈旧思维作用下,以“阴谋论”的阴暗心理揣度中国,生怕美国地位被取代。他们的“国强必霸”逻辑,不仅同中国的历史传统相去甚远,更同今日中国的国际担当和作为完全背离。  中国历史上曾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崇尚“和而不同”“天下大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今日之中国也从不想当什么全球老大,而是真诚致力于全球发展事业,愿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共创繁荣。  理性看待中美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才有可能走出战略迷误。竞争是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原生动力,不可避免,更不可怕,关键是如何界定竞争的边界,如何选择竞争的方式。当前科技变革正加速重塑世界,每个国家都面临重新打造竞争力的任务,但这种竞争力归根到底来自对发展动力的再挖掘、对治理能力的再锻造,而不是使绊子、出邪招。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近日的一席话有必要引起当前美国精英层的更多重视:“超级大国不能单纯理解为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而是这个国家能够在为人民创造更美好生活方面成为领先者。”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一些人错乱的“竞争观”引发的种种批评,理应让这些人回归理性。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近日说:“美国想要一个永远领先的局面,如果我(美国)不领先,我就制裁你,就派军舰去你的国家。这不是竞争,这是威胁。”需要强调的是,中美经贸摩擦发生一年多来的事实已经充分表明,美国所热衷的极限施压,并不会使中国退缩,也不可能让美国“再次伟大”。即使在美国国内,也有许多有识之士强调,单纯污名化中国、对中国遏制封锁,根本谈不上战略,因为这不可能奏效,也不可能赢得世界的支持。  准确把握今天国际体系的变革方向,才有可能走出战略迷误。数百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逐步向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中美两国虽是人群中的大块头,辗转腾挪都会对整个国际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但其相互关系也不应脱离这个规则体系。原因很简单,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反映了历史进步的方向,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逆潮流而动的单边主义行径,虽然会带来一时的冲击,但不能改变潮流本身。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国家对华盛顿一些人的任性表达不安与反对,不正是反映了历史演进的辩证逻辑?以历史眼光看,中美的长远利益都在于维护整个国际体系的有序稳定。按照艾利森的统计,过去500年里全球有16次主要的霸权之争,其中12次发展成了战争,只有4次实现了和平过渡。21世纪的今天,国际上的事应该各国商量着办,而不是谁的胳膊粗、气力大谁就说了算,世界并不需要所谓的“权力转移游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两国今天应有的战略境界,自然不是上演第十三次“迎头相撞”,也不是追求第五次“和平过渡”,而是要真正摆脱以“霸权兴替观”看自己、看世界。  (五)“很多时候人们有能力预见前面的危险。但是他们听任了诱使他们陷入不可挽回的灾难的想法……因为他们自己的愚蠢,而不是不幸。”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如此警示后人。  见证过中美关系发展历程的布热津斯基曾经指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两个大国——一个当前的大国与一个崛起中的大国,被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联结在一起。”  欧洲著名学者罗伯特·库珀在《和平箴言》一书中写道:“在我们开始制定外交政策前,我们不仅要问我们希望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上,而且还要问‘我们’是谁。我们的答案范围越广,‘我们’就越有可能生活在和平之中。”  不知当前的美国一些人能否从这样的真知灼见中汲取一些智慧。希望他们认识到,陷于“寻找敌人”的迷思,坠入零和博弈的死胡同,不仅于中美无益,而且将给世界带来灾难!  可以肯定的是,唯有以合作化解冲突,以理性管控分歧,在尊重彼此核心关切、懂得维护共同利益的前提下施展“战略想象力”,方能走出战略迷误,享受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的和平与安宁。人民日报国纪平:世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标题分割#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关系之深度调整激起一些迷雾在所难免。当前,透过中美经贸摩擦,很多人在思考大国相处之道,谈论“修昔底德陷阱”的声音也随之多起来。  这个概念出自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几年前他使用该名词用于指代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即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身陷结构性矛盾,冲突极易发生。这一观点的核心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就伯罗奔尼撒战争给出的“诊断”——“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的是雅典的崛起,以及由此给斯巴达带来的恐惧”,反映出的是对抗性的零和博弈思维。  当前的中美关系,是否真如一些人所说,难以摆脱零和博弈的困境?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事关中美两国乃至世界未来。  “历史告诉我们,如果走上对抗的道路,无论是冷战、热战还是贸易战,都不会有真正的赢家。国与国只要平等相待、互谅互让,就没有通过协商解决不了的问题。”习近平主席这一深刻论述,对于人们廓清谬误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正如美国观察人士所指出的,当前美国“任由政治论述坠入不良深渊”的现象颇为令人担忧。  “修昔底德陷阱”概念对大国零和博弈结构的默认,早已引发种种学理批判。然而,当前美国一些人,对于零和博弈理念总是心有戚戚焉。他们的信条是:守住“美国第一”,为此可以不择手段。于是,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快速发展,就被他们视为美国的敌人和眼中钉。  这种痴迷于“丛林法则”的零和博弈思维正在华盛顿蔓延。过去一年多来,美国无视国际通行规则,无视国际社会普遍反对,执意单方面挑起并升级对华贸易争端。就这一举动的背后考量,《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分析称,(中美贸易争端)不只是属于财经版面的故事,也是进入历史书籍的故事,因为这场争端涉及“经济和权力关系的规则”。以史蒂夫·班农为代表的美国右翼政治力量,更是急欲将贸易争端塑造为一场长期战略对抗。在这位白宫前首席战略顾问眼中,中国对美国构成“最严重的生存威胁”,贸易争端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意图以及这些雄心壮志对美国繁荣意味着什么”。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指出,美国无论从心理上还是决策上,都无法想象世界上有另外一个国家和它一样强大。美国的这一“传统”,在近来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打压上再次尽显无遗。尽管平日也热衷于在国际舞台挥舞“自由市场”大旗,但当中国科技企业真正对美国优势构成竞争,华盛顿所能提供的“自由”就开始缩水,变得大打折扣了。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约施卡·菲舍尔就华为公司案例指出,“来自美国的信息很清楚,技术和软件出口不再仅仅是一个商业问题,而是关乎权力”,“从现在起,美国将把强权凌驾于市场之上”。  最为反讽的是,今天华盛顿一些人一面豪情万丈地声称自己正“再次伟大”,但谈起中国却又装出一副吃亏受害的样子,脸上写满战略焦虑。看似矛盾的背后,却自有联系。有人说,今天美国一些人的对华论述中,出现了一个个“历史画面”——比如,挑起对华贸易摩擦的剧本与上世纪80年代美日贸易摩擦高度雷同;又如,刻意将今天中国的科技进步塑造为又一个“苏联卫星时刻”。美国一些人有根深蒂固的零和博弈思维,总想给自己找一个敌人,实在找不到就“塑造”一个出来。在他们看来,今日中国恰是美国的“理想敌人”。日前,《华盛顿邮报》就对华关系刊发评论文章,标题是《直到今天,美国保守派冷战以来一直缺少一个合适恶人》,淋漓尽致写出对华博弈的亢奋情绪。  美国一些人的对抗性思维值得警惕,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如何防止美国肆意借强力维护自身霸权地位,给国际体系的平稳运行带来更多冲击。  (二)众所周知,美国一些人总是将赤裸裸的霸权行为包装得“大义凛然”。一年多来,为了给对华施压“正名”,他们抛出了一套“美国吃亏论”,甚至有战略人士将对华关系数十年发展,同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并列,称为二战结束后美国自损最重的三大对外政策错误。然而,空口袋毕竟立不起来,语言游戏不管怎么重复,也难以自圆其说。  中美关系究竟处于怎样的状态,到底给美国带来了什么?事实是最有力的回答。2018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达6335亿美元,较两国建交之初增长了252倍。如果没有中美经济的高度互补,没有双方企业的共同获利,美国又怎会甘心忍受连续吃亏40年?  中美经贸合作,当然不是美国向中国输送财富的“单行道”。目前,美资企业在华年销售收入7000亿美元,利润超过500亿美元。2017年,通用汽车公司全球亏损额折合人民币达109.8亿元,但从两家在华合资企业赚取了133.3亿元利润。美国高通公司在华芯片销售和专利许可费收入占其总营收的57%。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近日刊文指出,美中在国际商务中互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美方忽略吸引更多中国投资所带来的潜在经济好处,这是一大错误。  美国挑起对华贸易争端以来,其国内的种种反对之声,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美贸易中的美方受益情况——普通消费者为消费品价格上涨而忧虑,制造商苦于成熟产业链被打乱,农民则担心精心培育的出口市场将一去不复返。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文章援引的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政府关税措施总共给美国消费者和生产商增加了688亿美元的支出,而美国实际收入却减少了78亿美元。面对这些事实,人们也许不难理解,为什么英国著名经济评论家马丁·沃尔夫作出如是评价:“如果(中美)彼此都不关心对方的利益和看法,那么谁也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  事实上,美国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根源在于其自身经济结构,以关税战“平衡”贸易之说,是拿任何一条经济学原理都解释不通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格·艾伦说:“去年,中国在美投资减少了80%。在我看来,这是个悲剧,大多数市长、州长和想找工作的失业美国人都这么认为。我们应该为中国在美投资者铺好迎宾毯。”  中美关系40年发展,两国经济日渐交融,是市场作用的结果。当然,中美经贸往来规模巨大,发生摩擦在所难免,关键是要能客观看待和理性处理问题。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只要坚持在互利互惠基础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处理问题,双方就有机会在维护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  眼下华盛顿一些人大肆鼓吹对抗论调,暴露了他们的霸权思想。《纽约时报》近日发表的一篇评论写得很直白:过去一年多美国对华立场的转变,“更多是因为美国的焦虑,而不是中国的行为,后者并没有什么新变化……没错,中国崛起本身就威胁着美国的利益——只要美国将其利益定义为在全球各地永远保持主导地位”。  本届美国政府成立之初喊出要消灭华盛顿“政治正确”的口号,但在对华关系方面它又打造了另类“政治正确”。越来越多人感受到,对中国是否强硬,正被华盛顿一些人塑造为检验是否“爱国”的指标。受零和博弈观影响,今天华盛顿谈论对华关系,事实变得不再重要。一位长期研究美中经贸问题的美国学者表示,她正怀疑自己对中国企业技术更新的定量研究是否还有意义,因为“中国技术偷窃说”已经被不加论证地标注为标准答案。就连国会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也感叹,当前的气候让人想起上世纪50年代“反苏”在政治上没有坏处的时代。  在美国国务院此前长期负责东亚事务的资深外交官董云裳看来,华盛顿的政策辩论正成为“政治叙述的囚徒”,而这些叙述很多时候着眼的是“狭隘的、短期的利益”。如今,华盛顿一些人对于塑造“中国战略威胁”依旧沉迷,依旧亢奋。越来越多人担心的是,这种脱离现实的危险误判,正给中美关系的平稳运行乃至全球稳定带来更大风险和不确定性。  (三)如果将美国当前的对外政策置于各国利益交融的全球格局中加以审视,其“时代错乱症”就会非常扎眼。美国一些人陈旧的极端利己主义,被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形容为“充满霍布斯式的现实主义观、零和博弈观以及对国家利益的狭隘界定”。  2017年底,本届美国政府出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告“激烈的军事、经济与政治竞争正在全球层面展开”,因此美国“必须动用全部实力与手段参与竞争”。时至今日,世界对美国“参与竞争”的做法有了更深感受:“退群”成瘾破坏全球规则体系,无端挑起贸易争端引发全球恐慌,肆意极限施压制造人道灾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指出,今天的美国将竞争对手的经济成功“视为美国全球主导力的威胁,因此也是美国的安全威胁”,“这些观点反映了美国政治长期以来好斗和偏执的特点”,“它们让国际冲突永久化”。  不得不说,美国一些人已因零和思维陷入幻觉,与时代潮流渐行渐远。今天,世界经济早已成为无法割裂的有机整体。生产一架波音747客机需要的1万多个零部件,来自中国、新加坡、韩国等各国的众多生产商。身处全新格局,即使强大如美国,也难以退回孤岛在自我封闭中创造繁荣。现如今,美国一些人抱定单边主义思维,让自己成为世人眼中的麻烦制造者。这究竟实现了哪一项政策初衷?  面对当前中美关系出现的种种困难,基辛格博士给出了忠告,强调美中关系的真正命题不是彼此胜负,而是延续性。在他看来,美中作为两个大国在维护国际秩序和世界正义方面应有更多的携手担当。遗憾的是,过去一段时间,美国一些人的零和思维侵蚀中美关系,给地区乃至全球局势都带来了冲击和挑战,进一步凸显了中美以全球眼光把握彼此关系的必要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最新研究,美国和中国彼此加征关税将导致2020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下滑0.5个百分点,折算金额约4550亿美元,比南非的经济体量还大。  中美合作对世界是福,中美对抗对世界是祸。就中美关系的未来,世界不仅不希望看到“修昔底德陷阱”,还格外期待大国以高瞻远瞩的决策和行动,投身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共同繁荣的伟大实践。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抉择表示高度赞赏和支持,因为有目共睹,在应对中美经贸摩擦的整个过程中,中国对自己肩上的全球责任保持高度自觉,始终坚持捍卫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始终坚持开放发展的战略抉择,且主张同美方通过平等磋商解决问题。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国际社会纷纷批评美方的政策选择,要求美方认真审视自己的行为,承担应有的国际责任。  (四)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不能用过去制造问题的那个思维模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世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如果一些人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挖个“修昔底德陷阱”。因此,华盛顿一些人需要走出危险的战略迷误,恢复清醒和理性。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最近撰文强调“敌对式共存”对中美两国有百害而无一利,中国和美国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利解决各自国内的发展问题。  客观看待中国发展与美国发展关系,才有可能走出战略迷误。用发展的眼光去对待发展,用全球的视野去看待发展,才能实现更大的发展。可悲的是,美国一些人还在陈旧思维作用下,以“阴谋论”的阴暗心理揣度中国,生怕美国地位被取代。他们的“国强必霸”逻辑,不仅同中国的历史传统相去甚远,更同今日中国的国际担当和作为完全背离。  中国历史上曾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崇尚“和而不同”“天下大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今日之中国也从不想当什么全球老大,而是真诚致力于全球发展事业,愿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共创繁荣。  理性看待中美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才有可能走出战略迷误。竞争是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原生动力,不可避免,更不可怕,关键是如何界定竞争的边界,如何选择竞争的方式。当前科技变革正加速重塑世界,每个国家都面临重新打造竞争力的任务,但这种竞争力归根到底来自对发展动力的再挖掘、对治理能力的再锻造,而不是使绊子、出邪招。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近日的一席话有必要引起当前美国精英层的更多重视:“超级大国不能单纯理解为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而是这个国家能够在为人民创造更美好生活方面成为领先者。”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一些人错乱的“竞争观”引发的种种批评,理应让这些人回归理性。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近日说:“美国想要一个永远领先的局面,如果我(美国)不领先,我就制裁你,就派军舰去你的国家。这不是竞争,这是威胁。”需要强调的是,中美经贸摩擦发生一年多来的事实已经充分表明,美国所热衷的极限施压,并不会使中国退缩,也不可能让美国“再次伟大”。即使在美国国内,也有许多有识之士强调,单纯污名化中国、对中国遏制封锁,根本谈不上战略,因为这不可能奏效,也不可能赢得世界的支持。  准确把握今天国际体系的变革方向,才有可能走出战略迷误。数百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逐步向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中美两国虽是人群中的大块头,辗转腾挪都会对整个国际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但其相互关系也不应脱离这个规则体系。原因很简单,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反映了历史进步的方向,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逆潮流而动的单边主义行径,虽然会带来一时的冲击,但不能改变潮流本身。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国家对华盛顿一些人的任性表达不安与反对,不正是反映了历史演进的辩证逻辑?以历史眼光看,中美的长远利益都在于维护整个国际体系的有序稳定。按照艾利森的统计,过去500年里全球有16次主要的霸权之争,其中12次发展成了战争,只有4次实现了和平过渡。21世纪的今天,国际上的事应该各国商量着办,而不是谁的胳膊粗、气力大谁就说了算,世界并不需要所谓的“权力转移游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两国今天应有的战略境界,自然不是上演第十三次“迎头相撞”,也不是追求第五次“和平过渡”,而是要真正摆脱以“霸权兴替观”看自己、看世界。  (五)“很多时候人们有能力预见前面的危险。但是他们听任了诱使他们陷入不可挽回的灾难的想法……因为他们自己的愚蠢,而不是不幸。”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如此警示后人。  见证过中美关系发展历程的布热津斯基曾经指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两个大国——一个当前的大国与一个崛起中的大国,被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联结在一起。”  欧洲著名学者罗伯特·库珀在《和平箴言》一书中写道:“在我们开始制定外交政策前,我们不仅要问我们希望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上,而且还要问‘我们’是谁。我们的答案范围越广,‘我们’就越有可能生活在和平之中。”  不知当前的美国一些人能否从这样的真知灼见中汲取一些智慧。希望他们认识到,陷于“寻找敌人”的迷思,坠入零和博弈的死胡同,不仅于中美无益,而且将给世界带来灾难!  可以肯定的是,唯有以合作化解冲突,以理性管控分歧,在尊重彼此核心关切、懂得维护共同利益的前提下施展“战略想象力”,方能走出战略迷误,享受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的和平与安宁。人民日报国纪平:世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标题分割#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关系之深度调整激起一些迷雾在所难免。当前,透过中美经贸摩擦,很多人在思考大国相处之道,谈论“修昔底德陷阱”的声音也随之多起来。  这个概念出自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几年前他使用该名词用于指代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即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身陷结构性矛盾,冲突极易发生。这一观点的核心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就伯罗奔尼撒战争给出的“诊断”——“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的是雅典的崛起,以及由此给斯巴达带来的恐惧”,反映出的是对抗性的零和博弈思维。  当前的中美关系,是否真如一些人所说,难以摆脱零和博弈的困境?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事关中美两国乃至世界未来。  “历史告诉我们,如果走上对抗的道路,无论是冷战、热战还是贸易战,都不会有真正的赢家。国与国只要平等相待、互谅互让,就没有通过协商解决不了的问题。”习近平主席这一深刻论述,对于人们廓清谬误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正如美国观察人士所指出的,当前美国“任由政治论述坠入不良深渊”的现象颇为令人担忧。  “修昔底德陷阱”概念对大国零和博弈结构的默认,早已引发种种学理批判。然而,当前美国一些人,对于零和博弈理念总是心有戚戚焉。他们的信条是:守住“美国第一”,为此可以不择手段。于是,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快速发展,就被他们视为美国的敌人和眼中钉。  这种痴迷于“丛林法则”的零和博弈思维正在华盛顿蔓延。过去一年多来,美国无视国际通行规则,无视国际社会普遍反对,执意单方面挑起并升级对华贸易争端。就这一举动的背后考量,《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分析称,(中美贸易争端)不只是属于财经版面的故事,也是进入历史书籍的故事,因为这场争端涉及“经济和权力关系的规则”。以史蒂夫·班农为代表的美国右翼政治力量,更是急欲将贸易争端塑造为一场长期战略对抗。在这位白宫前首席战略顾问眼中,中国对美国构成“最严重的生存威胁”,贸易争端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意图以及这些雄心壮志对美国繁荣意味着什么”。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指出,美国无论从心理上还是决策上,都无法想象世界上有另外一个国家和它一样强大。美国的这一“传统”,在近来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打压上再次尽显无遗。尽管平日也热衷于在国际舞台挥舞“自由市场”大旗,但当中国科技企业真正对美国优势构成竞争,华盛顿所能提供的“自由”就开始缩水,变得大打折扣了。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约施卡·菲舍尔就华为公司案例指出,“来自美国的信息很清楚,技术和软件出口不再仅仅是一个商业问题,而是关乎权力”,“从现在起,美国将把强权凌驾于市场之上”。  最为反讽的是,今天华盛顿一些人一面豪情万丈地声称自己正“再次伟大”,但谈起中国却又装出一副吃亏受害的样子,脸上写满战略焦虑。看似矛盾的背后,却自有联系。有人说,今天美国一些人的对华论述中,出现了一个个“历史画面”——比如,挑起对华贸易摩擦的剧本与上世纪80年代美日贸易摩擦高度雷同;又如,刻意将今天中国的科技进步塑造为又一个“苏联卫星时刻”。美国一些人有根深蒂固的零和博弈思维,总想给自己找一个敌人,实在找不到就“塑造”一个出来。在他们看来,今日中国恰是美国的“理想敌人”。日前,《华盛顿邮报》就对华关系刊发评论文章,标题是《直到今天,美国保守派冷战以来一直缺少一个合适恶人》,淋漓尽致写出对华博弈的亢奋情绪。  美国一些人的对抗性思维值得警惕,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如何防止美国肆意借强力维护自身霸权地位,给国际体系的平稳运行带来更多冲击。  (二)众所周知,美国一些人总是将赤裸裸的霸权行为包装得“大义凛然”。一年多来,为了给对华施压“正名”,他们抛出了一套“美国吃亏论”,甚至有战略人士将对华关系数十年发展,同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并列,称为二战结束后美国自损最重的三大对外政策错误。然而,空口袋毕竟立不起来,语言游戏不管怎么重复,也难以自圆其说。  中美关系究竟处于怎样的状态,到底给美国带来了什么?事实是最有力的回答。2018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达6335亿美元,较两国建交之初增长了252倍。如果没有中美经济的高度互补,没有双方企业的共同获利,美国又怎会甘心忍受连续吃亏40年?  中美经贸合作,当然不是美国向中国输送财富的“单行道”。目前,美资企业在华年销售收入7000亿美元,利润超过500亿美元。2017年,通用汽车公司全球亏损额折合人民币达109.8亿元,但从两家在华合资企业赚取了133.3亿元利润。美国高通公司在华芯片销售和专利许可费收入占其总营收的57%。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近日刊文指出,美中在国际商务中互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美方忽略吸引更多中国投资所带来的潜在经济好处,这是一大错误。  美国挑起对华贸易争端以来,其国内的种种反对之声,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美贸易中的美方受益情况——普通消费者为消费品价格上涨而忧虑,制造商苦于成熟产业链被打乱,农民则担心精心培育的出口市场将一去不复返。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文章援引的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政府关税措施总共给美国消费者和生产商增加了688亿美元的支出,而美国实际收入却减少了78亿美元。面对这些事实,人们也许不难理解,为什么英国著名经济评论家马丁·沃尔夫作出如是评价:“如果(中美)彼此都不关心对方的利益和看法,那么谁也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  事实上,美国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根源在于其自身经济结构,以关税战“平衡”贸易之说,是拿任何一条经济学原理都解释不通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格·艾伦说:“去年,中国在美投资减少了80%。在我看来,这是个悲剧,大多数市长、州长和想找工作的失业美国人都这么认为。我们应该为中国在美投资者铺好迎宾毯。”  中美关系40年发展,两国经济日渐交融,是市场作用的结果。当然,中美经贸往来规模巨大,发生摩擦在所难免,关键是要能客观看待和理性处理问题。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只要坚持在互利互惠基础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处理问题,双方就有机会在维护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  眼下华盛顿一些人大肆鼓吹对抗论调,暴露了他们的霸权思想。《纽约时报》近日发表的一篇评论写得很直白:过去一年多美国对华立场的转变,“更多是因为美国的焦虑,而不是中国的行为,后者并没有什么新变化……没错,中国崛起本身就威胁着美国的利益——只要美国将其利益定义为在全球各地永远保持主导地位”。  本届美国政府成立之初喊出要消灭华盛顿“政治正确”的口号,但在对华关系方面它又打造了另类“政治正确”。越来越多人感受到,对中国是否强硬,正被华盛顿一些人塑造为检验是否“爱国”的指标。受零和博弈观影响,今天华盛顿谈论对华关系,事实变得不再重要。一位长期研究美中经贸问题的美国学者表示,她正怀疑自己对中国企业技术更新的定量研究是否还有意义,因为“中国技术偷窃说”已经被不加论证地标注为标准答案。就连国会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也感叹,当前的气候让人想起上世纪50年代“反苏”在政治上没有坏处的时代。  在美国国务院此前长期负责东亚事务的资深外交官董云裳看来,华盛顿的政策辩论正成为“政治叙述的囚徒”,而这些叙述很多时候着眼的是“狭隘的、短期的利益”。如今,华盛顿一些人对于塑造“中国战略威胁”依旧沉迷,依旧亢奋。越来越多人担心的是,这种脱离现实的危险误判,正给中美关系的平稳运行乃至全球稳定带来更大风险和不确定性。  (三)如果将美国当前的对外政策置于各国利益交融的全球格局中加以审视,其“时代错乱症”就会非常扎眼。美国一些人陈旧的极端利己主义,被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形容为“充满霍布斯式的现实主义观、零和博弈观以及对国家利益的狭隘界定”。  2017年底,本届美国政府出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告“激烈的军事、经济与政治竞争正在全球层面展开”,因此美国“必须动用全部实力与手段参与竞争”。时至今日,世界对美国“参与竞争”的做法有了更深感受:“退群”成瘾破坏全球规则体系,无端挑起贸易争端引发全球恐慌,肆意极限施压制造人道灾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指出,今天的美国将竞争对手的经济成功“视为美国全球主导力的威胁,因此也是美国的安全威胁”,“这些观点反映了美国政治长期以来好斗和偏执的特点”,“它们让国际冲突永久化”。  不得不说,美国一些人已因零和思维陷入幻觉,与时代潮流渐行渐远。今天,世界经济早已成为无法割裂的有机整体。生产一架波音747客机需要的1万多个零部件,来自中国、新加坡、韩国等各国的众多生产商。身处全新格局,即使强大如美国,也难以退回孤岛在自我封闭中创造繁荣。现如今,美国一些人抱定单边主义思维,让自己成为世人眼中的麻烦制造者。这究竟实现了哪一项政策初衷?  面对当前中美关系出现的种种困难,基辛格博士给出了忠告,强调美中关系的真正命题不是彼此胜负,而是延续性。在他看来,美中作为两个大国在维护国际秩序和世界正义方面应有更多的携手担当。遗憾的是,过去一段时间,美国一些人的零和思维侵蚀中美关系,给地区乃至全球局势都带来了冲击和挑战,进一步凸显了中美以全球眼光把握彼此关系的必要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最新研究,美国和中国彼此加征关税将导致2020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下滑0.5个百分点,折算金额约4550亿美元,比南非的经济体量还大。  中美合作对世界是福,中美对抗对世界是祸。就中美关系的未来,世界不仅不希望看到“修昔底德陷阱”,还格外期待大国以高瞻远瞩的决策和行动,投身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共同繁荣的伟大实践。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抉择表示高度赞赏和支持,因为有目共睹,在应对中美经贸摩擦的整个过程中,中国对自己肩上的全球责任保持高度自觉,始终坚持捍卫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始终坚持开放发展的战略抉择,且主张同美方通过平等磋商解决问题。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国际社会纷纷批评美方的政策选择,要求美方认真审视自己的行为,承担应有的国际责任。  (四)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不能用过去制造问题的那个思维模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世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如果一些人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挖个“修昔底德陷阱”。因此,华盛顿一些人需要走出危险的战略迷误,恢复清醒和理性。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最近撰文强调“敌对式共存”对中美两国有百害而无一利,中国和美国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利解决各自国内的发展问题。  客观看待中国发展与美国发展关系,才有可能走出战略迷误。用发展的眼光去对待发展,用全球的视野去看待发展,才能实现更大的发展。可悲的是,美国一些人还在陈旧思维作用下,以“阴谋论”的阴暗心理揣度中国,生怕美国地位被取代。他们的“国强必霸”逻辑,不仅同中国的历史传统相去甚远,更同今日中国的国际担当和作为完全背离。  中国历史上曾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崇尚“和而不同”“天下大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今日之中国也从不想当什么全球老大,而是真诚致力于全球发展事业,愿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共创繁荣。  理性看待中美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才有可能走出战略迷误。竞争是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原生动力,不可避免,更不可怕,关键是如何界定竞争的边界,如何选择竞争的方式。当前科技变革正加速重塑世界,每个国家都面临重新打造竞争力的任务,但这种竞争力归根到底来自对发展动力的再挖掘、对治理能力的再锻造,而不是使绊子、出邪招。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近日的一席话有必要引起当前美国精英层的更多重视:“超级大国不能单纯理解为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而是这个国家能够在为人民创造更美好生活方面成为领先者。”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一些人错乱的“竞争观”引发的种种批评,理应让这些人回归理性。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近日说:“美国想要一个永远领先的局面,如果我(美国)不领先,我就制裁你,就派军舰去你的国家。这不是竞争,这是威胁。”需要强调的是,中美经贸摩擦发生一年多来的事实已经充分表明,美国所热衷的极限施压,并不会使中国退缩,也不可能让美国“再次伟大”。即使在美国国内,也有许多有识之士强调,单纯污名化中国、对中国遏制封锁,根本谈不上战略,因为这不可能奏效,也不可能赢得世界的支持。  准确把握今天国际体系的变革方向,才有可能走出战略迷误。数百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逐步向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中美两国虽是人群中的大块头,辗转腾挪都会对整个国际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但其相互关系也不应脱离这个规则体系。原因很简单,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反映了历史进步的方向,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逆潮流而动的单边主义行径,虽然会带来一时的冲击,但不能改变潮流本身。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国家对华盛顿一些人的任性表达不安与反对,不正是反映了历史演进的辩证逻辑?以历史眼光看,中美的长远利益都在于维护整个国际体系的有序稳定。按照艾利森的统计,过去500年里全球有16次主要的霸权之争,其中12次发展成了战争,只有4次实现了和平过渡。21世纪的今天,国际上的事应该各国商量着办,而不是谁的胳膊粗、气力大谁就说了算,世界并不需要所谓的“权力转移游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两国今天应有的战略境界,自然不是上演第十三次“迎头相撞”,也不是追求第五次“和平过渡”,而是要真正摆脱以“霸权兴替观”看自己、看世界。  (五)“很多时候人们有能力预见前面的危险。但是他们听任了诱使他们陷入不可挽回的灾难的想法……因为他们自己的愚蠢,而不是不幸。”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如此警示后人。  见证过中美关系发展历程的布热津斯基曾经指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两个大国——一个当前的大国与一个崛起中的大国,被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联结在一起。”  欧洲著名学者罗伯特·库珀在《和平箴言》一书中写道:“在我们开始制定外交政策前,我们不仅要问我们希望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上,而且还要问‘我们’是谁。我们的答案范围越广,‘我们’就越有可能生活在和平之中。”  不知当前的美国一些人能否从这样的真知灼见中汲取一些智慧。希望他们认识到,陷于“寻找敌人”的迷思,坠入零和博弈的死胡同,不仅于中美无益,而且将给世界带来灾难!  可以肯定的是,唯有以合作化解冲突,以理性管控分歧,在尊重彼此核心关切、懂得维护共同利益的前提下施展“战略想象力”,方能走出战略迷误,享受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的和平与安宁。

人民日报国纪平:世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标题分割#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关系之深度调整激起一些迷雾在所难免。当前,透过中美经贸摩擦,很多人在思考大国相处之道,谈论“修昔底德陷阱”的声音也随之多起来。  这个概念出自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几年前他使用该名词用于指代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即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身陷结构性矛盾,冲突极易发生。这一观点的核心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就伯罗奔尼撒战争给出的“诊断”——“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的是雅典的崛起,以及由此给斯巴达带来的恐惧”,反映出的是对抗性的零和博弈思维。  当前的中美关系,是否真如一些人所说,难以摆脱零和博弈的困境?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事关中美两国乃至世界未来。  “历史告诉我们,如果走上对抗的道路,无论是冷战、热战还是贸易战,都不会有真正的赢家。国与国只要平等相待、互谅互让,就没有通过协商解决不了的问题。”习近平主席这一深刻论述,对于人们廓清谬误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正如美国观察人士所指出的,当前美国“任由政治论述坠入不良深渊”的现象颇为令人担忧。  “修昔底德陷阱”概念对大国零和博弈结构的默认,早已引发种种学理批判。然而,当前美国一些人,对于零和博弈理念总是心有戚戚焉。他们的信条是:守住“美国第一”,为此可以不择手段。于是,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快速发展,就被他们视为美国的敌人和眼中钉。  这种痴迷于“丛林法则”的零和博弈思维正在华盛顿蔓延。过去一年多来,美国无视国际通行规则,无视国际社会普遍反对,执意单方面挑起并升级对华贸易争端。就这一举动的背后考量,《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分析称,(中美贸易争端)不只是属于财经版面的故事,也是进入历史书籍的故事,因为这场争端涉及“经济和权力关系的规则”。以史蒂夫·班农为代表的美国右翼政治力量,更是急欲将贸易争端塑造为一场长期战略对抗。在这位白宫前首席战略顾问眼中,中国对美国构成“最严重的生存威胁”,贸易争端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意图以及这些雄心壮志对美国繁荣意味着什么”。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指出,美国无论从心理上还是决策上,都无法想象世界上有另外一个国家和它一样强大。美国的这一“传统”,在近来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打压上再次尽显无遗。尽管平日也热衷于在国际舞台挥舞“自由市场”大旗,但当中国科技企业真正对美国优势构成竞争,华盛顿所能提供的“自由”就开始缩水,变得大打折扣了。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约施卡·菲舍尔就华为公司案例指出,“来自美国的信息很清楚,技术和软件出口不再仅仅是一个商业问题,而是关乎权力”,“从现在起,美国将把强权凌驾于市场之上”。  最为反讽的是,今天华盛顿一些人一面豪情万丈地声称自己正“再次伟大”,但谈起中国却又装出一副吃亏受害的样子,脸上写满战略焦虑。看似矛盾的背后,却自有联系。有人说,今天美国一些人的对华论述中,出现了一个个“历史画面”——比如,挑起对华贸易摩擦的剧本与上世纪80年代美日贸易摩擦高度雷同;又如,刻意将今天中国的科技进步塑造为又一个“苏联卫星时刻”。美国一些人有根深蒂固的零和博弈思维,总想给自己找一个敌人,实在找不到就“塑造”一个出来。在他们看来,今日中国恰是美国的“理想敌人”。日前,《华盛顿邮报》就对华关系刊发评论文章,标题是《直到今天,美国保守派冷战以来一直缺少一个合适恶人》,淋漓尽致写出对华博弈的亢奋情绪。  美国一些人的对抗性思维值得警惕,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如何防止美国肆意借强力维护自身霸权地位,给国际体系的平稳运行带来更多冲击。  (二)众所周知,美国一些人总是将赤裸裸的霸权行为包装得“大义凛然”。一年多来,为了给对华施压“正名”,他们抛出了一套“美国吃亏论”,甚至有战略人士将对华关系数十年发展,同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并列,称为二战结束后美国自损最重的三大对外政策错误。然而,空口袋毕竟立不起来,语言游戏不管怎么重复,也难以自圆其说。  中美关系究竟处于怎样的状态,到底给美国带来了什么?事实是最有力的回答。2018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达6335亿美元,较两国建交之初增长了252倍。如果没有中美经济的高度互补,没有双方企业的共同获利,美国又怎会甘心忍受连续吃亏40年?  中美经贸合作,当然不是美国向中国输送财富的“单行道”。目前,美资企业在华年销售收入7000亿美元,利润超过500亿美元。2017年,通用汽车公司全球亏损额折合人民币达109.8亿元,但从两家在华合资企业赚取了133.3亿元利润。美国高通公司在华芯片销售和专利许可费收入占其总营收的57%。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近日刊文指出,美中在国际商务中互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美方忽略吸引更多中国投资所带来的潜在经济好处,这是一大错误。  美国挑起对华贸易争端以来,其国内的种种反对之声,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美贸易中的美方受益情况——普通消费者为消费品价格上涨而忧虑,制造商苦于成熟产业链被打乱,农民则担心精心培育的出口市场将一去不复返。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文章援引的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政府关税措施总共给美国消费者和生产商增加了688亿美元的支出,而美国实际收入却减少了78亿美元。面对这些事实,人们也许不难理解,为什么英国著名经济评论家马丁·沃尔夫作出如是评价:“如果(中美)彼此都不关心对方的利益和看法,那么谁也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  事实上,美国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根源在于其自身经济结构,以关税战“平衡”贸易之说,是拿任何一条经济学原理都解释不通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格·艾伦说:“去年,中国在美投资减少了80%。在我看来,这是个悲剧,大多数市长、州长和想找工作的失业美国人都这么认为。我们应该为中国在美投资者铺好迎宾毯。”  中美关系40年发展,两国经济日渐交融,是市场作用的结果。当然,中美经贸往来规模巨大,发生摩擦在所难免,关键是要能客观看待和理性处理问题。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只要坚持在互利互惠基础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处理问题,双方就有机会在维护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  眼下华盛顿一些人大肆鼓吹对抗论调,暴露了他们的霸权思想。《纽约时报》近日发表的一篇评论写得很直白:过去一年多美国对华立场的转变,“更多是因为美国的焦虑,而不是中国的行为,后者并没有什么新变化……没错,中国崛起本身就威胁着美国的利益——只要美国将其利益定义为在全球各地永远保持主导地位”。  本届美国政府成立之初喊出要消灭华盛顿“政治正确”的口号,但在对华关系方面它又打造了另类“政治正确”。越来越多人感受到,对中国是否强硬,正被华盛顿一些人塑造为检验是否“爱国”的指标。受零和博弈观影响,今天华盛顿谈论对华关系,事实变得不再重要。一位长期研究美中经贸问题的美国学者表示,她正怀疑自己对中国企业技术更新的定量研究是否还有意义,因为“中国技术偷窃说”已经被不加论证地标注为标准答案。就连国会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也感叹,当前的气候让人想起上世纪50年代“反苏”在政治上没有坏处的时代。  在美国国务院此前长期负责东亚事务的资深外交官董云裳看来,华盛顿的政策辩论正成为“政治叙述的囚徒”,而这些叙述很多时候着眼的是“狭隘的、短期的利益”。如今,华盛顿一些人对于塑造“中国战略威胁”依旧沉迷,依旧亢奋。越来越多人担心的是,这种脱离现实的危险误判,正给中美关系的平稳运行乃至全球稳定带来更大风险和不确定性。  (三)如果将美国当前的对外政策置于各国利益交融的全球格局中加以审视,其“时代错乱症”就会非常扎眼。美国一些人陈旧的极端利己主义,被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形容为“充满霍布斯式的现实主义观、零和博弈观以及对国家利益的狭隘界定”。  2017年底,本届美国政府出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告“激烈的军事、经济与政治竞争正在全球层面展开”,因此美国“必须动用全部实力与手段参与竞争”。时至今日,世界对美国“参与竞争”的做法有了更深感受:“退群”成瘾破坏全球规则体系,无端挑起贸易争端引发全球恐慌,肆意极限施压制造人道灾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指出,今天的美国将竞争对手的经济成功“视为美国全球主导力的威胁,因此也是美国的安全威胁”,“这些观点反映了美国政治长期以来好斗和偏执的特点”,“它们让国际冲突永久化”。  不得不说,美国一些人已因零和思维陷入幻觉,与时代潮流渐行渐远。今天,世界经济早已成为无法割裂的有机整体。生产一架波音747客机需要的1万多个零部件,来自中国、新加坡、韩国等各国的众多生产商。身处全新格局,即使强大如美国,也难以退回孤岛在自我封闭中创造繁荣。现如今,美国一些人抱定单边主义思维,让自己成为世人眼中的麻烦制造者。这究竟实现了哪一项政策初衷?  面对当前中美关系出现的种种困难,基辛格博士给出了忠告,强调美中关系的真正命题不是彼此胜负,而是延续性。在他看来,美中作为两个大国在维护国际秩序和世界正义方面应有更多的携手担当。遗憾的是,过去一段时间,美国一些人的零和思维侵蚀中美关系,给地区乃至全球局势都带来了冲击和挑战,进一步凸显了中美以全球眼光把握彼此关系的必要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最新研究,美国和中国彼此加征关税将导致2020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下滑0.5个百分点,折算金额约4550亿美元,比南非的经济体量还大。  中美合作对世界是福,中美对抗对世界是祸。就中美关系的未来,世界不仅不希望看到“修昔底德陷阱”,还格外期待大国以高瞻远瞩的决策和行动,投身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共同繁荣的伟大实践。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抉择表示高度赞赏和支持,因为有目共睹,在应对中美经贸摩擦的整个过程中,中国对自己肩上的全球责任保持高度自觉,始终坚持捍卫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始终坚持开放发展的战略抉择,且主张同美方通过平等磋商解决问题。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国际社会纷纷批评美方的政策选择,要求美方认真审视自己的行为,承担应有的国际责任。  (四)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不能用过去制造问题的那个思维模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世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如果一些人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挖个“修昔底德陷阱”。因此,华盛顿一些人需要走出危险的战略迷误,恢复清醒和理性。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最近撰文强调“敌对式共存”对中美两国有百害而无一利,中国和美国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利解决各自国内的发展问题。  客观看待中国发展与美国发展关系,才有可能走出战略迷误。用发展的眼光去对待发展,用全球的视野去看待发展,才能实现更大的发展。可悲的是,美国一些人还在陈旧思维作用下,以“阴谋论”的阴暗心理揣度中国,生怕美国地位被取代。他们的“国强必霸”逻辑,不仅同中国的历史传统相去甚远,更同今日中国的国际担当和作为完全背离。  中国历史上曾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崇尚“和而不同”“天下大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今日之中国也从不想当什么全球老大,而是真诚致力于全球发展事业,愿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共创繁荣。  理性看待中美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才有可能走出战略迷误。竞争是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原生动力,不可避免,更不可怕,关键是如何界定竞争的边界,如何选择竞争的方式。当前科技变革正加速重塑世界,每个国家都面临重新打造竞争力的任务,但这种竞争力归根到底来自对发展动力的再挖掘、对治理能力的再锻造,而不是使绊子、出邪招。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近日的一席话有必要引起当前美国精英层的更多重视:“超级大国不能单纯理解为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而是这个国家能够在为人民创造更美好生活方面成为领先者。”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一些人错乱的“竞争观”引发的种种批评,理应让这些人回归理性。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近日说:“美国想要一个永远领先的局面,如果我(美国)不领先,我就制裁你,就派军舰去你的国家。这不是竞争,这是威胁。”需要强调的是,中美经贸摩擦发生一年多来的事实已经充分表明,美国所热衷的极限施压,并不会使中国退缩,也不可能让美国“再次伟大”。即使在美国国内,也有许多有识之士强调,单纯污名化中国、对中国遏制封锁,根本谈不上战略,因为这不可能奏效,也不可能赢得世界的支持。  准确把握今天国际体系的变革方向,才有可能走出战略迷误。数百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逐步向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中美两国虽是人群中的大块头,辗转腾挪都会对整个国际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但其相互关系也不应脱离这个规则体系。原因很简单,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反映了历史进步的方向,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逆潮流而动的单边主义行径,虽然会带来一时的冲击,但不能改变潮流本身。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国家对华盛顿一些人的任性表达不安与反对,不正是反映了历史演进的辩证逻辑?以历史眼光看,中美的长远利益都在于维护整个国际体系的有序稳定。按照艾利森的统计,过去500年里全球有16次主要的霸权之争,其中12次发展成了战争,只有4次实现了和平过渡。21世纪的今天,国际上的事应该各国商量着办,而不是谁的胳膊粗、气力大谁就说了算,世界并不需要所谓的“权力转移游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两国今天应有的战略境界,自然不是上演第十三次“迎头相撞”,也不是追求第五次“和平过渡”,而是要真正摆脱以“霸权兴替观”看自己、看世界。  (五)“很多时候人们有能力预见前面的危险。但是他们听任了诱使他们陷入不可挽回的灾难的想法……因为他们自己的愚蠢,而不是不幸。”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如此警示后人。  见证过中美关系发展历程的布热津斯基曾经指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两个大国——一个当前的大国与一个崛起中的大国,被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联结在一起。”  欧洲著名学者罗伯特·库珀在《和平箴言》一书中写道:“在我们开始制定外交政策前,我们不仅要问我们希望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上,而且还要问‘我们’是谁。我们的答案范围越广,‘我们’就越有可能生活在和平之中。”  不知当前的美国一些人能否从这样的真知灼见中汲取一些智慧。希望他们认识到,陷于“寻找敌人”的迷思,坠入零和博弈的死胡同,不仅于中美无益,而且将给世界带来灾难!  可以肯定的是,唯有以合作化解冲突,以理性管控分歧,在尊重彼此核心关切、懂得维护共同利益的前提下施展“战略想象力”,方能走出战略迷误,享受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的和平与安宁。人民日报国纪平:世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标题分割#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关系之深度调整激起一些迷雾在所难免。当前,透过中美经贸摩擦,很多人在思考大国相处之道,谈论“修昔底德陷阱”的声音也随之多起来。  这个概念出自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几年前他使用该名词用于指代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即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身陷结构性矛盾,冲突极易发生。这一观点的核心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就伯罗奔尼撒战争给出的“诊断”——“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的是雅典的崛起,以及由此给斯巴达带来的恐惧”,反映出的是对抗性的零和博弈思维。  当前的中美关系,是否真如一些人所说,难以摆脱零和博弈的困境?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事关中美两国乃至世界未来。  “历史告诉我们,如果走上对抗的道路,无论是冷战、热战还是贸易战,都不会有真正的赢家。国与国只要平等相待、互谅互让,就没有通过协商解决不了的问题。”习近平主席这一深刻论述,对于人们廓清谬误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正如美国观察人士所指出的,当前美国“任由政治论述坠入不良深渊”的现象颇为令人担忧。  “修昔底德陷阱”概念对大国零和博弈结构的默认,早已引发种种学理批判。然而,当前美国一些人,对于零和博弈理念总是心有戚戚焉。他们的信条是:守住“美国第一”,为此可以不择手段。于是,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快速发展,就被他们视为美国的敌人和眼中钉。  这种痴迷于“丛林法则”的零和博弈思维正在华盛顿蔓延。过去一年多来,美国无视国际通行规则,无视国际社会普遍反对,执意单方面挑起并升级对华贸易争端。就这一举动的背后考量,《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分析称,(中美贸易争端)不只是属于财经版面的故事,也是进入历史书籍的故事,因为这场争端涉及“经济和权力关系的规则”。以史蒂夫·班农为代表的美国右翼政治力量,更是急欲将贸易争端塑造为一场长期战略对抗。在这位白宫前首席战略顾问眼中,中国对美国构成“最严重的生存威胁”,贸易争端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意图以及这些雄心壮志对美国繁荣意味着什么”。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指出,美国无论从心理上还是决策上,都无法想象世界上有另外一个国家和它一样强大。美国的这一“传统”,在近来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打压上再次尽显无遗。尽管平日也热衷于在国际舞台挥舞“自由市场”大旗,但当中国科技企业真正对美国优势构成竞争,华盛顿所能提供的“自由”就开始缩水,变得大打折扣了。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约施卡·菲舍尔就华为公司案例指出,“来自美国的信息很清楚,技术和软件出口不再仅仅是一个商业问题,而是关乎权力”,“从现在起,美国将把强权凌驾于市场之上”。  最为反讽的是,今天华盛顿一些人一面豪情万丈地声称自己正“再次伟大”,但谈起中国却又装出一副吃亏受害的样子,脸上写满战略焦虑。看似矛盾的背后,却自有联系。有人说,今天美国一些人的对华论述中,出现了一个个“历史画面”——比如,挑起对华贸易摩擦的剧本与上世纪80年代美日贸易摩擦高度雷同;又如,刻意将今天中国的科技进步塑造为又一个“苏联卫星时刻”。美国一些人有根深蒂固的零和博弈思维,总想给自己找一个敌人,实在找不到就“塑造”一个出来。在他们看来,今日中国恰是美国的“理想敌人”。日前,《华盛顿邮报》就对华关系刊发评论文章,标题是《直到今天,美国保守派冷战以来一直缺少一个合适恶人》,淋漓尽致写出对华博弈的亢奋情绪。  美国一些人的对抗性思维值得警惕,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如何防止美国肆意借强力维护自身霸权地位,给国际体系的平稳运行带来更多冲击。  (二)众所周知,美国一些人总是将赤裸裸的霸权行为包装得“大义凛然”。一年多来,为了给对华施压“正名”,他们抛出了一套“美国吃亏论”,甚至有战略人士将对华关系数十年发展,同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并列,称为二战结束后美国自损最重的三大对外政策错误。然而,空口袋毕竟立不起来,语言游戏不管怎么重复,也难以自圆其说。  中美关系究竟处于怎样的状态,到底给美国带来了什么?事实是最有力的回答。2018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达6335亿美元,较两国建交之初增长了252倍。如果没有中美经济的高度互补,没有双方企业的共同获利,美国又怎会甘心忍受连续吃亏40年?  中美经贸合作,当然不是美国向中国输送财富的“单行道”。目前,美资企业在华年销售收入7000亿美元,利润超过500亿美元。2017年,通用汽车公司全球亏损额折合人民币达109.8亿元,但从两家在华合资企业赚取了133.3亿元利润。美国高通公司在华芯片销售和专利许可费收入占其总营收的57%。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近日刊文指出,美中在国际商务中互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美方忽略吸引更多中国投资所带来的潜在经济好处,这是一大错误。  美国挑起对华贸易争端以来,其国内的种种反对之声,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美贸易中的美方受益情况——普通消费者为消费品价格上涨而忧虑,制造商苦于成熟产业链被打乱,农民则担心精心培育的出口市场将一去不复返。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文章援引的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政府关税措施总共给美国消费者和生产商增加了688亿美元的支出,而美国实际收入却减少了78亿美元。面对这些事实,人们也许不难理解,为什么英国著名经济评论家马丁·沃尔夫作出如是评价:“如果(中美)彼此都不关心对方的利益和看法,那么谁也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  事实上,美国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根源在于其自身经济结构,以关税战“平衡”贸易之说,是拿任何一条经济学原理都解释不通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格·艾伦说:“去年,中国在美投资减少了80%。在我看来,这是个悲剧,大多数市长、州长和想找工作的失业美国人都这么认为。我们应该为中国在美投资者铺好迎宾毯。”  中美关系40年发展,两国经济日渐交融,是市场作用的结果。当然,中美经贸往来规模巨大,发生摩擦在所难免,关键是要能客观看待和理性处理问题。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只要坚持在互利互惠基础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处理问题,双方就有机会在维护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  眼下华盛顿一些人大肆鼓吹对抗论调,暴露了他们的霸权思想。《纽约时报》近日发表的一篇评论写得很直白:过去一年多美国对华立场的转变,“更多是因为美国的焦虑,而不是中国的行为,后者并没有什么新变化……没错,中国崛起本身就威胁着美国的利益——只要美国将其利益定义为在全球各地永远保持主导地位”。  本届美国政府成立之初喊出要消灭华盛顿“政治正确”的口号,但在对华关系方面它又打造了另类“政治正确”。越来越多人感受到,对中国是否强硬,正被华盛顿一些人塑造为检验是否“爱国”的指标。受零和博弈观影响,今天华盛顿谈论对华关系,事实变得不再重要。一位长期研究美中经贸问题的美国学者表示,她正怀疑自己对中国企业技术更新的定量研究是否还有意义,因为“中国技术偷窃说”已经被不加论证地标注为标准答案。就连国会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也感叹,当前的气候让人想起上世纪50年代“反苏”在政治上没有坏处的时代。  在美国国务院此前长期负责东亚事务的资深外交官董云裳看来,华盛顿的政策辩论正成为“政治叙述的囚徒”,而这些叙述很多时候着眼的是“狭隘的、短期的利益”。如今,华盛顿一些人对于塑造“中国战略威胁”依旧沉迷,依旧亢奋。越来越多人担心的是,这种脱离现实的危险误判,正给中美关系的平稳运行乃至全球稳定带来更大风险和不确定性。  (三)如果将美国当前的对外政策置于各国利益交融的全球格局中加以审视,其“时代错乱症”就会非常扎眼。美国一些人陈旧的极端利己主义,被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形容为“充满霍布斯式的现实主义观、零和博弈观以及对国家利益的狭隘界定”。  2017年底,本届美国政府出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告“激烈的军事、经济与政治竞争正在全球层面展开”,因此美国“必须动用全部实力与手段参与竞争”。时至今日,世界对美国“参与竞争”的做法有了更深感受:“退群”成瘾破坏全球规则体系,无端挑起贸易争端引发全球恐慌,肆意极限施压制造人道灾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指出,今天的美国将竞争对手的经济成功“视为美国全球主导力的威胁,因此也是美国的安全威胁”,“这些观点反映了美国政治长期以来好斗和偏执的特点”,“它们让国际冲突永久化”。  不得不说,美国一些人已因零和思维陷入幻觉,与时代潮流渐行渐远。今天,世界经济早已成为无法割裂的有机整体。生产一架波音747客机需要的1万多个零部件,来自中国、新加坡、韩国等各国的众多生产商。身处全新格局,即使强大如美国,也难以退回孤岛在自我封闭中创造繁荣。现如今,美国一些人抱定单边主义思维,让自己成为世人眼中的麻烦制造者。这究竟实现了哪一项政策初衷?  面对当前中美关系出现的种种困难,基辛格博士给出了忠告,强调美中关系的真正命题不是彼此胜负,而是延续性。在他看来,美中作为两个大国在维护国际秩序和世界正义方面应有更多的携手担当。遗憾的是,过去一段时间,美国一些人的零和思维侵蚀中美关系,给地区乃至全球局势都带来了冲击和挑战,进一步凸显了中美以全球眼光把握彼此关系的必要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最新研究,美国和中国彼此加征关税将导致2020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下滑0.5个百分点,折算金额约4550亿美元,比南非的经济体量还大。  中美合作对世界是福,中美对抗对世界是祸。就中美关系的未来,世界不仅不希望看到“修昔底德陷阱”,还格外期待大国以高瞻远瞩的决策和行动,投身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共同繁荣的伟大实践。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抉择表示高度赞赏和支持,因为有目共睹,在应对中美经贸摩擦的整个过程中,中国对自己肩上的全球责任保持高度自觉,始终坚持捍卫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始终坚持开放发展的战略抉择,且主张同美方通过平等磋商解决问题。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国际社会纷纷批评美方的政策选择,要求美方认真审视自己的行为,承担应有的国际责任。  (四)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不能用过去制造问题的那个思维模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世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如果一些人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挖个“修昔底德陷阱”。因此,华盛顿一些人需要走出危险的战略迷误,恢复清醒和理性。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最近撰文强调“敌对式共存”对中美两国有百害而无一利,中国和美国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利解决各自国内的发展问题。  客观看待中国发展与美国发展关系,才有可能走出战略迷误。用发展的眼光去对待发展,用全球的视野去看待发展,才能实现更大的发展。可悲的是,美国一些人还在陈旧思维作用下,以“阴谋论”的阴暗心理揣度中国,生怕美国地位被取代。他们的“国强必霸”逻辑,不仅同中国的历史传统相去甚远,更同今日中国的国际担当和作为完全背离。  中国历史上曾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崇尚“和而不同”“天下大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今日之中国也从不想当什么全球老大,而是真诚致力于全球发展事业,愿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共创繁荣。  理性看待中美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才有可能走出战略迷误。竞争是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原生动力,不可避免,更不可怕,关键是如何界定竞争的边界,如何选择竞争的方式。当前科技变革正加速重塑世界,每个国家都面临重新打造竞争力的任务,但这种竞争力归根到底来自对发展动力的再挖掘、对治理能力的再锻造,而不是使绊子、出邪招。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近日的一席话有必要引起当前美国精英层的更多重视:“超级大国不能单纯理解为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而是这个国家能够在为人民创造更美好生活方面成为领先者。”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一些人错乱的“竞争观”引发的种种批评,理应让这些人回归理性。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近日说:“美国想要一个永远领先的局面,如果我(美国)不领先,我就制裁你,就派军舰去你的国家。这不是竞争,这是威胁。”需要强调的是,中美经贸摩擦发生一年多来的事实已经充分表明,美国所热衷的极限施压,并不会使中国退缩,也不可能让美国“再次伟大”。即使在美国国内,也有许多有识之士强调,单纯污名化中国、对中国遏制封锁,根本谈不上战略,因为这不可能奏效,也不可能赢得世界的支持。  准确把握今天国际体系的变革方向,才有可能走出战略迷误。数百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逐步向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中美两国虽是人群中的大块头,辗转腾挪都会对整个国际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但其相互关系也不应脱离这个规则体系。原因很简单,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反映了历史进步的方向,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逆潮流而动的单边主义行径,虽然会带来一时的冲击,但不能改变潮流本身。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国家对华盛顿一些人的任性表达不安与反对,不正是反映了历史演进的辩证逻辑?以历史眼光看,中美的长远利益都在于维护整个国际体系的有序稳定。按照艾利森的统计,过去500年里全球有16次主要的霸权之争,其中12次发展成了战争,只有4次实现了和平过渡。21世纪的今天,国际上的事应该各国商量着办,而不是谁的胳膊粗、气力大谁就说了算,世界并不需要所谓的“权力转移游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两国今天应有的战略境界,自然不是上演第十三次“迎头相撞”,也不是追求第五次“和平过渡”,而是要真正摆脱以“霸权兴替观”看自己、看世界。  (五)“很多时候人们有能力预见前面的危险。但是他们听任了诱使他们陷入不可挽回的灾难的想法……因为他们自己的愚蠢,而不是不幸。”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如此警示后人。  见证过中美关系发展历程的布热津斯基曾经指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两个大国——一个当前的大国与一个崛起中的大国,被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联结在一起。”  欧洲著名学者罗伯特·库珀在《和平箴言》一书中写道:“在我们开始制定外交政策前,我们不仅要问我们希望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上,而且还要问‘我们’是谁。我们的答案范围越广,‘我们’就越有可能生活在和平之中。”  不知当前的美国一些人能否从这样的真知灼见中汲取一些智慧。希望他们认识到,陷于“寻找敌人”的迷思,坠入零和博弈的死胡同,不仅于中美无益,而且将给世界带来灾难!  可以肯定的是,唯有以合作化解冲突,以理性管控分歧,在尊重彼此核心关切、懂得维护共同利益的前提下施展“战略想象力”,方能走出战略迷误,享受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的和平与安宁。人民日报国纪平:世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标题分割#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关系之深度调整激起一些迷雾在所难免。当前,透过中美经贸摩擦,很多人在思考大国相处之道,谈论“修昔底德陷阱”的声音也随之多起来。  这个概念出自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几年前他使用该名词用于指代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即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身陷结构性矛盾,冲突极易发生。这一观点的核心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就伯罗奔尼撒战争给出的“诊断”——“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的是雅典的崛起,以及由此给斯巴达带来的恐惧”,反映出的是对抗性的零和博弈思维。  当前的中美关系,是否真如一些人所说,难以摆脱零和博弈的困境?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事关中美两国乃至世界未来。  “历史告诉我们,如果走上对抗的道路,无论是冷战、热战还是贸易战,都不会有真正的赢家。国与国只要平等相待、互谅互让,就没有通过协商解决不了的问题。”习近平主席这一深刻论述,对于人们廓清谬误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正如美国观察人士所指出的,当前美国“任由政治论述坠入不良深渊”的现象颇为令人担忧。  “修昔底德陷阱”概念对大国零和博弈结构的默认,早已引发种种学理批判。然而,当前美国一些人,对于零和博弈理念总是心有戚戚焉。他们的信条是:守住“美国第一”,为此可以不择手段。于是,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快速发展,就被他们视为美国的敌人和眼中钉。  这种痴迷于“丛林法则”的零和博弈思维正在华盛顿蔓延。过去一年多来,美国无视国际通行规则,无视国际社会普遍反对,执意单方面挑起并升级对华贸易争端。就这一举动的背后考量,《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分析称,(中美贸易争端)不只是属于财经版面的故事,也是进入历史书籍的故事,因为这场争端涉及“经济和权力关系的规则”。以史蒂夫·班农为代表的美国右翼政治力量,更是急欲将贸易争端塑造为一场长期战略对抗。在这位白宫前首席战略顾问眼中,中国对美国构成“最严重的生存威胁”,贸易争端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意图以及这些雄心壮志对美国繁荣意味着什么”。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指出,美国无论从心理上还是决策上,都无法想象世界上有另外一个国家和它一样强大。美国的这一“传统”,在近来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打压上再次尽显无遗。尽管平日也热衷于在国际舞台挥舞“自由市场”大旗,但当中国科技企业真正对美国优势构成竞争,华盛顿所能提供的“自由”就开始缩水,变得大打折扣了。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约施卡·菲舍尔就华为公司案例指出,“来自美国的信息很清楚,技术和软件出口不再仅仅是一个商业问题,而是关乎权力”,“从现在起,美国将把强权凌驾于市场之上”。  最为反讽的是,今天华盛顿一些人一面豪情万丈地声称自己正“再次伟大”,但谈起中国却又装出一副吃亏受害的样子,脸上写满战略焦虑。看似矛盾的背后,却自有联系。有人说,今天美国一些人的对华论述中,出现了一个个“历史画面”——比如,挑起对华贸易摩擦的剧本与上世纪80年代美日贸易摩擦高度雷同;又如,刻意将今天中国的科技进步塑造为又一个“苏联卫星时刻”。美国一些人有根深蒂固的零和博弈思维,总想给自己找一个敌人,实在找不到就“塑造”一个出来。在他们看来,今日中国恰是美国的“理想敌人”。日前,《华盛顿邮报》就对华关系刊发评论文章,标题是《直到今天,美国保守派冷战以来一直缺少一个合适恶人》,淋漓尽致写出对华博弈的亢奋情绪。  美国一些人的对抗性思维值得警惕,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如何防止美国肆意借强力维护自身霸权地位,给国际体系的平稳运行带来更多冲击。  (二)众所周知,美国一些人总是将赤裸裸的霸权行为包装得“大义凛然”。一年多来,为了给对华施压“正名”,他们抛出了一套“美国吃亏论”,甚至有战略人士将对华关系数十年发展,同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并列,称为二战结束后美国自损最重的三大对外政策错误。然而,空口袋毕竟立不起来,语言游戏不管怎么重复,也难以自圆其说。  中美关系究竟处于怎样的状态,到底给美国带来了什么?事实是最有力的回答。2018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达6335亿美元,较两国建交之初增长了252倍。如果没有中美经济的高度互补,没有双方企业的共同获利,美国又怎会甘心忍受连续吃亏40年?  中美经贸合作,当然不是美国向中国输送财富的“单行道”。目前,美资企业在华年销售收入7000亿美元,利润超过500亿美元。2017年,通用汽车公司全球亏损额折合人民币达109.8亿元,但从两家在华合资企业赚取了133.3亿元利润。美国高通公司在华芯片销售和专利许可费收入占其总营收的57%。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近日刊文指出,美中在国际商务中互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美方忽略吸引更多中国投资所带来的潜在经济好处,这是一大错误。  美国挑起对华贸易争端以来,其国内的种种反对之声,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美贸易中的美方受益情况——普通消费者为消费品价格上涨而忧虑,制造商苦于成熟产业链被打乱,农民则担心精心培育的出口市场将一去不复返。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文章援引的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政府关税措施总共给美国消费者和生产商增加了688亿美元的支出,而美国实际收入却减少了78亿美元。面对这些事实,人们也许不难理解,为什么英国著名经济评论家马丁·沃尔夫作出如是评价:“如果(中美)彼此都不关心对方的利益和看法,那么谁也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  事实上,美国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根源在于其自身经济结构,以关税战“平衡”贸易之说,是拿任何一条经济学原理都解释不通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格·艾伦说:“去年,中国在美投资减少了80%。在我看来,这是个悲剧,大多数市长、州长和想找工作的失业美国人都这么认为。我们应该为中国在美投资者铺好迎宾毯。”  中美关系40年发展,两国经济日渐交融,是市场作用的结果。当然,中美经贸往来规模巨大,发生摩擦在所难免,关键是要能客观看待和理性处理问题。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只要坚持在互利互惠基础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处理问题,双方就有机会在维护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  眼下华盛顿一些人大肆鼓吹对抗论调,暴露了他们的霸权思想。《纽约时报》近日发表的一篇评论写得很直白:过去一年多美国对华立场的转变,“更多是因为美国的焦虑,而不是中国的行为,后者并没有什么新变化……没错,中国崛起本身就威胁着美国的利益——只要美国将其利益定义为在全球各地永远保持主导地位”。  本届美国政府成立之初喊出要消灭华盛顿“政治正确”的口号,但在对华关系方面它又打造了另类“政治正确”。越来越多人感受到,对中国是否强硬,正被华盛顿一些人塑造为检验是否“爱国”的指标。受零和博弈观影响,今天华盛顿谈论对华关系,事实变得不再重要。一位长期研究美中经贸问题的美国学者表示,她正怀疑自己对中国企业技术更新的定量研究是否还有意义,因为“中国技术偷窃说”已经被不加论证地标注为标准答案。就连国会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也感叹,当前的气候让人想起上世纪50年代“反苏”在政治上没有坏处的时代。  在美国国务院此前长期负责东亚事务的资深外交官董云裳看来,华盛顿的政策辩论正成为“政治叙述的囚徒”,而这些叙述很多时候着眼的是“狭隘的、短期的利益”。如今,华盛顿一些人对于塑造“中国战略威胁”依旧沉迷,依旧亢奋。越来越多人担心的是,这种脱离现实的危险误判,正给中美关系的平稳运行乃至全球稳定带来更大风险和不确定性。  (三)如果将美国当前的对外政策置于各国利益交融的全球格局中加以审视,其“时代错乱症”就会非常扎眼。美国一些人陈旧的极端利己主义,被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形容为“充满霍布斯式的现实主义观、零和博弈观以及对国家利益的狭隘界定”。  2017年底,本届美国政府出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告“激烈的军事、经济与政治竞争正在全球层面展开”,因此美国“必须动用全部实力与手段参与竞争”。时至今日,世界对美国“参与竞争”的做法有了更深感受:“退群”成瘾破坏全球规则体系,无端挑起贸易争端引发全球恐慌,肆意极限施压制造人道灾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指出,今天的美国将竞争对手的经济成功“视为美国全球主导力的威胁,因此也是美国的安全威胁”,“这些观点反映了美国政治长期以来好斗和偏执的特点”,“它们让国际冲突永久化”。  不得不说,美国一些人已因零和思维陷入幻觉,与时代潮流渐行渐远。今天,世界经济早已成为无法割裂的有机整体。生产一架波音747客机需要的1万多个零部件,来自中国、新加坡、韩国等各国的众多生产商。身处全新格局,即使强大如美国,也难以退回孤岛在自我封闭中创造繁荣。现如今,美国一些人抱定单边主义思维,让自己成为世人眼中的麻烦制造者。这究竟实现了哪一项政策初衷?  面对当前中美关系出现的种种困难,基辛格博士给出了忠告,强调美中关系的真正命题不是彼此胜负,而是延续性。在他看来,美中作为两个大国在维护国际秩序和世界正义方面应有更多的携手担当。遗憾的是,过去一段时间,美国一些人的零和思维侵蚀中美关系,给地区乃至全球局势都带来了冲击和挑战,进一步凸显了中美以全球眼光把握彼此关系的必要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最新研究,美国和中国彼此加征关税将导致2020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下滑0.5个百分点,折算金额约4550亿美元,比南非的经济体量还大。  中美合作对世界是福,中美对抗对世界是祸。就中美关系的未来,世界不仅不希望看到“修昔底德陷阱”,还格外期待大国以高瞻远瞩的决策和行动,投身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共同繁荣的伟大实践。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抉择表示高度赞赏和支持,因为有目共睹,在应对中美经贸摩擦的整个过程中,中国对自己肩上的全球责任保持高度自觉,始终坚持捍卫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始终坚持开放发展的战略抉择,且主张同美方通过平等磋商解决问题。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国际社会纷纷批评美方的政策选择,要求美方认真审视自己的行为,承担应有的国际责任。  (四)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不能用过去制造问题的那个思维模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世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如果一些人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挖个“修昔底德陷阱”。因此,华盛顿一些人需要走出危险的战略迷误,恢复清醒和理性。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最近撰文强调“敌对式共存”对中美两国有百害而无一利,中国和美国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利解决各自国内的发展问题。  客观看待中国发展与美国发展关系,才有可能走出战略迷误。用发展的眼光去对待发展,用全球的视野去看待发展,才能实现更大的发展。可悲的是,美国一些人还在陈旧思维作用下,以“阴谋论”的阴暗心理揣度中国,生怕美国地位被取代。他们的“国强必霸”逻辑,不仅同中国的历史传统相去甚远,更同今日中国的国际担当和作为完全背离。  中国历史上曾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崇尚“和而不同”“天下大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今日之中国也从不想当什么全球老大,而是真诚致力于全球发展事业,愿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共创繁荣。  理性看待中美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才有可能走出战略迷误。竞争是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原生动力,不可避免,更不可怕,关键是如何界定竞争的边界,如何选择竞争的方式。当前科技变革正加速重塑世界,每个国家都面临重新打造竞争力的任务,但这种竞争力归根到底来自对发展动力的再挖掘、对治理能力的再锻造,而不是使绊子、出邪招。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近日的一席话有必要引起当前美国精英层的更多重视:“超级大国不能单纯理解为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而是这个国家能够在为人民创造更美好生活方面成为领先者。”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一些人错乱的“竞争观”引发的种种批评,理应让这些人回归理性。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近日说:“美国想要一个永远领先的局面,如果我(美国)不领先,我就制裁你,就派军舰去你的国家。这不是竞争,这是威胁。”需要强调的是,中美经贸摩擦发生一年多来的事实已经充分表明,美国所热衷的极限施压,并不会使中国退缩,也不可能让美国“再次伟大”。即使在美国国内,也有许多有识之士强调,单纯污名化中国、对中国遏制封锁,根本谈不上战略,因为这不可能奏效,也不可能赢得世界的支持。  准确把握今天国际体系的变革方向,才有可能走出战略迷误。数百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逐步向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中美两国虽是人群中的大块头,辗转腾挪都会对整个国际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但其相互关系也不应脱离这个规则体系。原因很简单,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反映了历史进步的方向,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逆潮流而动的单边主义行径,虽然会带来一时的冲击,但不能改变潮流本身。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国家对华盛顿一些人的任性表达不安与反对,不正是反映了历史演进的辩证逻辑?以历史眼光看,中美的长远利益都在于维护整个国际体系的有序稳定。按照艾利森的统计,过去500年里全球有16次主要的霸权之争,其中12次发展成了战争,只有4次实现了和平过渡。21世纪的今天,国际上的事应该各国商量着办,而不是谁的胳膊粗、气力大谁就说了算,世界并不需要所谓的“权力转移游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两国今天应有的战略境界,自然不是上演第十三次“迎头相撞”,也不是追求第五次“和平过渡”,而是要真正摆脱以“霸权兴替观”看自己、看世界。  (五)“很多时候人们有能力预见前面的危险。但是他们听任了诱使他们陷入不可挽回的灾难的想法……因为他们自己的愚蠢,而不是不幸。”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如此警示后人。  见证过中美关系发展历程的布热津斯基曾经指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两个大国——一个当前的大国与一个崛起中的大国,被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联结在一起。”  欧洲著名学者罗伯特·库珀在《和平箴言》一书中写道:“在我们开始制定外交政策前,我们不仅要问我们希望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上,而且还要问‘我们’是谁。我们的答案范围越广,‘我们’就越有可能生活在和平之中。”  不知当前的美国一些人能否从这样的真知灼见中汲取一些智慧。希望他们认识到,陷于“寻找敌人”的迷思,坠入零和博弈的死胡同,不仅于中美无益,而且将给世界带来灾难!  可以肯定的是,唯有以合作化解冲突,以理性管控分歧,在尊重彼此核心关切、懂得维护共同利益的前提下施展“战略想象力”,方能走出战略迷误,享受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的和平与安宁。

个人破产制度破冰 市场主体退出改革提速#标题分割#原标题:  破解市场主体退出难题、推动低效无效市场主体退出,有了制度安排。《经济参考报》记者16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最高人民法院等13部门联合印发《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强调市场主体退出应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提出研究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明确将建立健全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推动国有僵尸企业破产退出。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16日在发布会上表示,市场主体退出是市场机制优胜劣汰的必然结果。当前,在我国市场退出实践的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主要是主体退出渠道不通畅、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配套措施不完善、退出成本比较高。因为这样几个原因,使得退出的主体比例明显偏低,影响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也不利于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方案》对推动低效、无效市场主体退出作出了全面制度性安排,将为推进优化存量、防范化解产能过剩、加快僵尸企业出清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力推动资源配置效率、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的提升。孟玮说。  针对当前存在的种种短板,《方案》提出,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进一步明确市场主体退出方式,使各类市场主体均有适当的退出方式和渠道。值得注意的是,《方案》强调,要完善市场主体退出中几个非常重要的制度,特别是提出要构建和完善自然人破产制度,研究建立个人破产制度,重点解决企业破产产生的自然人连带责任担保债务问题。明确自然人因担保等原因而承担与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负债可依法合理免责。逐步推进建立自然人符合条件的消费负债可依法合理免责,最终建立全面的个人破产制度。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表示,自然人破产制度是《方案》的一个重要突破。个人破产法的制定将是对我国破产法体系的重要补充。通过建立健全自然人破产制度,能够给予债务人重新开始的机会,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  《方案》还提出,完善以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为代表的特殊主体和特定领域的退出制度。其中,在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的程序和路径方面,《方案》提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对问题金融机构退出过程中接管、重组、撤销、破产处置程序和机制,探索建立金融机构主体依法自主退出机制和多层次退出路径。及时有效发挥存款保险制度和相关行业保障基金的作用。此外,还将建立金融机构风险预警及处置机制。明确风险处置的触发条件,制定退出风险处置预案,丰富风险处置工具箱,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机制。  在完善国有企业退出机制方面,《方案》提出推动国有僵尸企业破产退出。对符合破产等退出条件的国有企业,各相关方不得以任何方式阻碍其退出,防止形成僵尸企业。不得通过违规提供政府补贴、贷款等方式维系僵尸企业生存,有效解决国有僵尸企业不愿退出的问题。国有企业退出时,金融机构等债权人不得要求政府承担超出出资额之外的债务清偿责任。  新网银行特邀顾问董希淼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建立健全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是金融供给侧改革重要内容。对防范金融风险、促进金融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金融风险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和外部性,若一些风险机构不及时退出,可能会带来风险蔓延甚至造成系统性金融风险。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的程序和路径,也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高风险机构的有序退出,有利于实现优胜劣汰,促进整个金融业的稳定发展。此外,还将更好保护存款人以及其他金融消费者的权益。  不同的市场主体和市场领域都有不同的特点,对于一些特殊的主体和领域,有必要根据其特点设计与之适应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李曙光认为,金融机构破产机制的建立并不会损害市场的信心,相反会有助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增强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风险意识、调整金融业结构。而完善国有企业的市场退出机制,对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方案》的出台将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完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阳光表示,《方案》构建统一适用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法人组织与非法人组织、自然人的市场退出制度,体现了公平竞争的理念,也必然会推动优胜劣汰市场退出机制的完善,进而弥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退出制度欠规范的短板。此外,《方案》的实施,将有效推动各类陷入困境的市场主体、不符合产业政策发展要求的市场主体和违法违规的市场主体依法及时启动退出程序,腾笼换鸟,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配置,以切实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  个人破产制度破冰 市场主体退出改革提速#标题分割#原标题:  破解市场主体退出难题、推动低效无效市场主体退出,有了制度安排。《经济参考报》记者16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最高人民法院等13部门联合印发《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强调市场主体退出应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提出研究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明确将建立健全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推动国有僵尸企业破产退出。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16日在发布会上表示,市场主体退出是市场机制优胜劣汰的必然结果。当前,在我国市场退出实践的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主要是主体退出渠道不通畅、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配套措施不完善、退出成本比较高。因为这样几个原因,使得退出的主体比例明显偏低,影响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也不利于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方案》对推动低效、无效市场主体退出作出了全面制度性安排,将为推进优化存量、防范化解产能过剩、加快僵尸企业出清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力推动资源配置效率、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的提升。孟玮说。  针对当前存在的种种短板,《方案》提出,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进一步明确市场主体退出方式,使各类市场主体均有适当的退出方式和渠道。值得注意的是,《方案》强调,要完善市场主体退出中几个非常重要的制度,特别是提出要构建和完善自然人破产制度,研究建立个人破产制度,重点解决企业破产产生的自然人连带责任担保债务问题。明确自然人因担保等原因而承担与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负债可依法合理免责。逐步推进建立自然人符合条件的消费负债可依法合理免责,最终建立全面的个人破产制度。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表示,自然人破产制度是《方案》的一个重要突破。个人破产法的制定将是对我国破产法体系的重要补充。通过建立健全自然人破产制度,能够给予债务人重新开始的机会,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  《方案》还提出,完善以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为代表的特殊主体和特定领域的退出制度。其中,在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的程序和路径方面,《方案》提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对问题金融机构退出过程中接管、重组、撤销、破产处置程序和机制,探索建立金融机构主体依法自主退出机制和多层次退出路径。及时有效发挥存款保险制度和相关行业保障基金的作用。此外,还将建立金融机构风险预警及处置机制。明确风险处置的触发条件,制定退出风险处置预案,丰富风险处置工具箱,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机制。  在完善国有企业退出机制方面,《方案》提出推动国有僵尸企业破产退出。对符合破产等退出条件的国有企业,各相关方不得以任何方式阻碍其退出,防止形成僵尸企业。不得通过违规提供政府补贴、贷款等方式维系僵尸企业生存,有效解决国有僵尸企业不愿退出的问题。国有企业退出时,金融机构等债权人不得要求政府承担超出出资额之外的债务清偿责任。  新网银行特邀顾问董希淼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建立健全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是金融供给侧改革重要内容。对防范金融风险、促进金融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金融风险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和外部性,若一些风险机构不及时退出,可能会带来风险蔓延甚至造成系统性金融风险。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的程序和路径,也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高风险机构的有序退出,有利于实现优胜劣汰,促进整个金融业的稳定发展。此外,还将更好保护存款人以及其他金融消费者的权益。  不同的市场主体和市场领域都有不同的特点,对于一些特殊的主体和领域,有必要根据其特点设计与之适应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李曙光认为,金融机构破产机制的建立并不会损害市场的信心,相反会有助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增强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风险意识、调整金融业结构。而完善国有企业的市场退出机制,对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方案》的出台将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完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阳光表示,《方案》构建统一适用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法人组织与非法人组织、自然人的市场退出制度,体现了公平竞争的理念,也必然会推动优胜劣汰市场退出机制的完善,进而弥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退出制度欠规范的短板。此外,《方案》的实施,将有效推动各类陷入困境的市场主体、不符合产业政策发展要求的市场主体和违法违规的市场主体依法及时启动退出程序,腾笼换鸟,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配置,以切实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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